钱钟书被誉为“文化昆仑”，既是学贯中西、考证严谨的大学者，又是充满灵气、诙谐有趣的大作家，可谓才华横溢，备受世人推崇。他之所以能学术、文学皆臻顶峰，追根溯源，与他两位父亲截然不同的教育和影响有关。
慈父的宽松教养：文学方面的启蒙
位于江苏省无锡市健康路新街巷的钱钟书故居，前后两进院落，面阔均为7间，为典型的江南书香宅第。1910年11月21日，一个男孩呱呱落地。周岁抓周时，这个孩子不选金银珠玉，也不选美味佳肴，却独独抓住一本书不放，孩子的父亲遂为孩子取名为“钟书”，这个孩子的一生似乎也因此与书结下了深深的缘分。
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字子泉，一生好学。中国传统学问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钱基博可谓四部皆通，尤以集部之学见称于世。著名学者陈平原这样评价他：“其学熔裁经史，旁涉百家，堪为天下通儒。”文史大家钱穆则认为，自己“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子泉”，即钱基博。
钱基博幼时曾有段时间被一位非常严格的族兄管教，读不好书便常常被痛打。钱基博成年后，对族兄的痛打却别有领会，他说：“不知怎么的，有一天忽然给打得豁然开通了。”因此，他决定也用这种严厉的方法教育自己的儿子钱钟书。好在，钱钟书出生后第二天便由伯父钱基成抱去抚养。钱基成比钱基博大14岁，膝下无子，所以钱钟书便过继到伯父钱基成的名下。这样一来，钱基成也成了钱钟书的“父亲”。
钱基成，字子兰，晚清时期的附贡生，虽没什么名气，但出身书香世家，也是有志于学问之人。他重视家族文化，曾秉承父志，“犯霜露，触严寒，周咨博访，无滥无遗”，最终修成《堠山钱氏宗谱》一书。他兴趣广泛，曾开风气之先，研究重力汽械之学；还旁通医药学，兼治风水家言。他对钱钟书非常疼爱，而且抱有很大的希望。
钱钟书4岁时，钱基成开始教他识字。无论上茶馆还是去听书，父子俩总是在一起。不知不觉中，钱钟书到了7岁，于是被送到亲戚家的私塾附学，开始读《毛诗》。然而，刚刚过了一年，钱基成便决定由自己来教钱钟书。对此，钱基博是有不同意见的。
当时钱基博任吴江县丽则女子中学国文教员，此前他还当过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国文、历史、理科教员，他自信对孩子的启蒙教育很有发言权，主张送孩子到学校就读。然而，钱基成则认为当时的学校只是把欧美教育的皮毛引过来作为高论，夸夸其谈、好高骛远，而不是用心启发学生，所以还是自己教比较好。
钱基成为人笃厚，待人随和，教育孩子也是相当宽松。这样的教育方法显然很适合钱钟书。小的时候，除了读《论语》《孟子》《毛诗》《礼记》《左传》等古书外，钱钟书还囫囵吞枣、津津有味地阅读了《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等小说。
那个时候，钱基成还经常花两个铜板，到小书铺子租一本小说给钱钟书看，钱钟书因此又入迷地读了《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等当时看来不登大雅的小说。这些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尤其让钱钟书向往。钱钟书曾自取别号“项昂之”，以“项”代表“项羽”，以“昂之”代表他想象中的英雄气概。不仅如此，每当看过小说后，钱钟书还会手舞足蹈地向弟弟们演说他看过的内容，并对各种兵器的斤两记得烂熟。这样自由的发展，无疑对孩子的成长很有好处，尤其使孩子在文学方面得到很好的启蒙。钱钟书幼时“天真烂漫”“痴气盎然”等性情，也与钱基成十分相似。
严父的认真教导：学者之路的开始
钱钟书9岁的时候，慈父钱基成病逝，钱钟书改由生父钱基博教养。相对于钱基成而言，钱基博绝对是严父，他本人处处严肃认真，对钱钟书也是这么要求的。
钱钟书生长在一个大家庭中，亲兄弟、堂兄弟算下来共10人，各有各的脾气，而钱钟书的特点是：读书时，他会专心去读，孜孜不倦，心无旁骛，只要有书，什么也不计较，所以大家都觉得他“痴”；然而，放下书本，他就全没有正经了，专爱胡说乱道，颠倒乾坤，对此，钱基成并不在意，而钱基博却直皱眉头。钱基成在世时，钱基博看到钱钟书在慈兄的“溺爱”下，整天看“闲书”、说胡话，不但荒废了功课，还养成了晚睡晚起、贪吃贪玩等坏习惯，心里很是着急，可是又不敢当着兄长的面教训孩子。于是只好伺机把钱钟书抓去教他数学，教不会，就发狠要打，但又怕兄长听见，只好拧儿子的肉，且不许他哭。如此一来，钱钟书的身上免不了青一块紫一块，晚上脱掉衣服后，钱基成见了又心疼又气恼。后来，钱钟书将幼时的这些旧事讲给夫人杨绛，杨绛笑着说：“痛打也许能打得‘豁然开通’，拧，大约是把窍门拧塞了。”
钱基成病逝后，钱基博不必再偷偷摸摸拧儿子了，对他开始严加管束，并亲自规划和布置，不仅让钱钟书系统地读古文名篇，而且教他如何作文。为了戒掉钱钟书“胡说八道”的毛病，钱基博在钱钟书10岁时为他改字为“默存”，希望他多一些沉默。没有了慈父护着，钱钟书在严父面前倒也规矩，再加上严父常在外地，钱钟书很多时候都在学校，父子间倒也相安无事。然而1926年秋，钱钟书16岁的时候，从北京清华大学返回家里的钱基博发现正读中学的儿子一个假期只顾看小说，没温习功课，很是生气，于是狠狠地痛打了他一顿。钱钟书虽又疼又羞，但反而激起了自身发奋读书的志气，从此以后用功读书，像父亲一样读通了“经史子集”，作文也大有长进。
除此之外，钱基博还有意识地引导钱钟书走上学者道路。钱钟书曾回忆道：“余十六岁与从弟钟韩自苏州一美国教会中学返家度暑假，先君适自北京归，命同为文课，乃得知《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书。绝鲜解会，而乔作娱赏；追思自笑，殆如牛浦郎之念唐诗。”这可以看作钱钟书走上中国文学研究的先声。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后，钱基博仍通过书信教育他：“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为重要。”
综观钱钟书所受的过庭之训。可以这么说，钱钟书的两位父亲有他们共同的家学，均好学不厌，对钱钟书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正如钱钟书在《槐聚诗存》序言中所展现的：“余童时从先伯父与先君读书，经、史、‘古文’而外，有《唐诗三百首》，心焉好之。独索冥行，渐解声律对偶，又发家藏清代名家诗集泛览焉……”然而，慈父、严父又以 “宽”和“严”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方式，对钱钟书后来的写作、学术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没有慈父钱基成，可能就不会出现能够写《围城》的作家钱钟书；而没有严父钱基博，也就不会有学贯中西、考证严谨的大学者钱钟书了。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11月22日 总第3453期 第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