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辽宁省大连市，来旅行的人不会错过有轨电车。从火车站南广场出来，坐201路有轨电车在世纪街站下车，通过福寿街再走上一段，一座肃穆冷峻、墙体深红的洋楼便会出现在眼前，这就是明泽街76号。100年前，这里是关东大连宪兵队本部。无论是日本人抑或中国人，路过此地时，都难免战战兢兢。
不过，随着日军投降，这个地方成了大连警备区后勤部招待所。1964年11月，谭守昆、吴忠仁等7名工人在此施工挖坑，突然挖出大量黑色炭状物，状似纸张、书籍焚烧后的纸灰，阳光斜照在工人们手中的纸灰上，大家猛然发现，纸灰上面还有字，仔细辨认可看出是日文。
几名工人赶紧报案，经初步整理鉴定，这些纸灰是日军撤离大连前对档案进行销毁处理的残留文档。据知情人回忆，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广播刚一播出，日军很快就将能证明其罪行的档案资料集中烧毁，焚烧行动一直持续了很多天。日本战犯、原旅顺刑务所所长田子仁郎在1955年的审讯供词中交代，许多档案是在他的指挥下烧毁的，“只有收容者身份清单留了下来”。
8月15日到22日，大约一周的时间，关东法院、宪兵队、关东州厅(行政机关)、警察部、刑务所等机关也在大量销毁焚烧文书档案、技术图纸、经济账目、特工人员名单等众多资料。
为何宪兵队本部会残留着这么多未烧尽的“纸灰”呢？这些纸灰极其宝贵，重见天日后便可能成为日军在大连累累罪行的铁证。一向心狠手辣的宪兵队为何没能完全将罪证销毁呢？
大连市档案馆档案资料征集处的于成福处长经悉心研究，发现了“纸灰”的形成原因。他认为，这是宪兵队销毁档案的行动过于仓促所致。由于担心这些档案可能成为战后审判的证据，宪兵队不敢在白天焚烧，只能在晚上偷偷进行。他们把档案投入挖开的沟中点燃，又在这些文件、资料尚未燃尽时便匆匆填埋。纸张在缺氧条件下处于完全炭化或半炭化状态，反而不致腐烂，在泥土的常年掩盖下保存了下来。
尽管20世纪60年代这批档案重见天日。但由于缺乏研究力量，直到20世纪80年代大连市档案馆才开始对这批珍贵史料进行“破译”。于成福说：“这些技术流程，如今说起来不免枯燥，而当初无论是‘纸灰档案’的加固、翻拍条件的选择，还是显影过程的控制，都需要精确到极致，如同走钢丝般小心翼翼。馆藏‘纸灰档案’就是这么被复制下来、成功抢救的。”2018年8月15日(日本投降73周年)，市档案馆向公众解密了这一批档案。今天人们如果来到位于中山区中南路49号的大连市档案馆，办理简单的手续就可以看到共计2006卷的“纸灰档案”，并了解当时大连宪兵队本部的日常工作、训练活动，及其与警察署、刑务所、关东地方法院及高等法院的协作往来。
在这批“纸灰档案”中，有一项侦察工作出镜率颇高，那就是“查缴放火团”。放火团，又称“抗日放火团”，是以大连工人为主体、以破坏日本在华占领区的军事设施和烧毁日军战略物资为目标的国际反法西斯组织。宪兵队和警察署每天“不眠不休”地进行侦察，仍然毫无成效。
为追查“抗日放火团”，日方在5年时间里动用3000余人，警、宪、特三位一体共同调查。据相关档案统计，日本警、宪、特迫害有涉案嫌疑的大连工人达百万人次，其中盘查虐待60万余人次，拘留、拷问、审讯10万余人次，致死致残千余人，判刑下狱近百人。但是，由于有关侦审的档案大多被带回日本国内，或者就地销毁，留存下来的史料少之又少。直到“纸灰档案”的问世和研究，才为人们了解日据时期“放火团”的行动和日方对其侦审有所了解——当然，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