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给中共中央的一封急电。 中央档案馆藏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为了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发动“兵谏”，扣留正在西安督促“剿共”的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捉后，张学良于当日凌晨寅时急电中共中央。电报说，“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字里行间透露出张学良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担忧，并对中国共产党予以寄望。电报末尾署名“弟毅”，“毅”为“李毅”，是张学良的化名。这份电报现存于中央档案馆。
西安事变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华北事变后，日本步步紧逼，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站在民族大义的高度，提出在停止内战的旗帜下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1936年5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其为“蒋介石氏”，表明党已从抗日反蒋开始向逼蒋抗日转变。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又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逼蒋抗日”，重在一个“逼”字，就是要对蒋介石施加压力，逼迫着不愿抗日的蒋介石走向抗日。在中共中央正在为“逼蒋抗日”作出种种努力和尝试时，国民党将领张学良内心也备受煎熬，因为他主张“第一敌人是日本人”，“攘外则内自安”，而蒋介石却主张“第一敌人是共产党”，“攘外必先安内”，先剿灭共产党，然后再抗日。1936年10月，蒋介石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12月4日，蒋介石再次来到西安部署“剿共”，对张、杨下达最后通牒：要么剿共、要么调离。张学良、杨虎城出于民族大义，不愿与红军开战，连续几天，反复劝说蒋介石接纳抗日主张，但均遭到蒋介石斥责。张、杨二人感到除发动“兵谏”以外，已别无他法。换言之，西安事变是被“逼”出来的，张、杨二人也是被“逼”上梁山的。
对于西安事变的处置，中国共产党方面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和共同抵御外侮的愿望出发，希望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以便实现全国的团结抗战。在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开会研究部署应对方案，并由毛泽东和周恩来发出复电，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商量大计。当时国民党党内对如何处理蒋介石，出现了分歧。西安事变如果解决不好，甚至会造成更大的国内战争和民族灾难。12月17日，周恩来飞抵西安，与张学良商谈解决西安事变，商定了与南京谈判的五项条件，包括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开展人民抗日救国运动等。19日，中共中央进一步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23日，张学良、杨虎城同南京方面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也参加了谈判。两天谈判后，双方达成释放蒋介石的六项条件：（一）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的关系；（六）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24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次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离开西安，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国民党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结束了长达10年的国共内战，为其后国共第二次携手合作，进行全国抗战创造了条件，成为中国由国内战争走向全国抗日战争的转折点，也成为中华民族命运转折的一个枢纽和关键。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10月25日 总第3441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