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至11月期间的《林伯渠日记》（部分） 中央档案馆藏
1934年10月，由于博古、李德等人“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开始长征。两年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在极端艰险的条件下，先后进行了战略大转移。红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克服雪山草地的险阻，经受饥寒伤病的折磨，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终于胜利完成跨越十几个省、总行程达数万里的长征。长征的胜利，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
林伯渠在长征中担任红军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负责筹集军饷，后又担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他是中央红军长征的亲历者，也是长征的记录者。在枪林弹雨、风餐露宿的行军间隙，林伯渠依旧坚持写日记，记录长征途中的行军作战和所见所思，他的日记也成为我们从不同角度探究红军长征这一奇迹的一扇窗口。
《林伯渠日记》（以下简称《日记》）记录在64开的小笔记本上，便于携带，用铅笔书写，共60多页，时间从1935年5月至11月。因为当时处于战争环境，日记内容简洁、要点突出，涉及行军、会议简记、筹集粮盐等重要事项。
例如，红军强渡大渡河后，召开总结会议，在1935年6月1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张闻天同志在会上总结渡河成功的原因：一是党和军委战略正确，二是红军英勇，三是群众拥护；以及此后的重点任务，即提高士气，消灭敌人；巩固和扩大部队；加强地方工作；瓦解白军。
《日记》中还较为具体地记录了红军每日行军里程、到达地点等情况，如：6月11日，行军约80里；6月12日，行军50里；6月13日，行军约60里。
此外，《日记》中还记录了筹粮、分粮等工作的情况，因为林伯渠在长征中主要负责筹集军饷，如8月9日的日记，记录了当天供给会议和制定二次筹粮计划等内容。
再如，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25日，在这里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在当日的日记中，林伯渠记录下了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所作报告的重点内容。
更为重要的是，《日记》还为厘清一些历史事实提供了依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决定恢复1933年3月创办于江西瑞金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改称中央党校。但其具体恢复日期，在当时的文字记载中尚未找到相关记录，目前发现仅《林伯渠日记》中有相关记载：“（1935年）十一月十九日，晴，八时党校开会，博古报告肃反工作。”这里所说的“党校”应是中央党校。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回忆称，1935年11月10日到达瓦窑堡后“立即恢复中央党校”，林伯渠在《日记》中记录19日已到“党校”开会。如此看来，其恢复日期应为10日到19日之间。这一看似简单的记录，却为探寻中央党校具体恢复日期提供了可资印证的文字资料。
从这些记录可以看出，林伯渠作为长征的亲历者，他的《日记》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能够历经枪林弹雨得以保存下来，极为难得、珍贵。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10月18日 总第3438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