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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震中:“我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目睹了开国大典的盛况”

作者:本报记者 屈建军 特邀撰稿人 汪志星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9-09-29 星期日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在北京隆重举行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是为新中国成立作出巨大贡献的杰出人物,除了刚刚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以外,还有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70年后的今天,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开国大典的600多人中仅有3人健在,他们是今年93岁的上海代表陈震中、92岁的战斗英雄卫小堂和90岁的台湾代表田富达。

    流年似水,岁月的长河冲刷了人们许多的记忆,当共和国70周年华诞的画卷徐徐展开时,重温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不禁又让人们回忆起他们的名字……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记者时隔两年再赴上海采访“下关惨案”的亲历者陈震中老先生,谈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的许多往事时,他慢条斯理沉浸式地讲述,竟然使那一幕幕感人至深的细节、激动人心的瞬间仿佛电影画面一样展现在记者的眼前……

    忆起1949年10月1日那天,陈震中老先生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按捺不住内心激动的情绪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参加这场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而且是与自己的父亲陈巳生一起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和庆祝游行活动。”

    记者好奇地问:“当时,您只有23岁,作为一位年轻代表,您是怎么被邀请参加开国大典的呢?”

    陈震中老先生把受邀参加开国大典的来龙去脉,向记者娓娓道来。

1949年6月19日,毛泽东主席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全国学联代表黄鹤桢(左一)、李秀贞(左二)、聂维清(左三)、谢邦定(左五)、陈震中(左六)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前合影。 侯波 摄 上海山海里陈家藏

参加和平请愿的学生代表

    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为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选派代表到南京请愿。陈震中和东吴大学学生会主席陈立复,被上海学生团体联合会推选为上海学生代表,与上海人民代表马叙伦、胡厥文、蒉延芳、雷洁琼、阎宝航等共11人,组成“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乘火车赴南京要求国民党反动政府立即停止内战,实现和平。登车出发前,在上海各界人民召开的欢送大会上,教育家陶行知、人民代表蒉延芳、学生代表陈震中先后发表了演讲。代表们在南京下关车站下车后,立即遭到预先聚集在站台上的国民党特务、打手的凶残殴打,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陈震中受重伤,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

    惨案发生后,陈震中从南京返回上海,因国民党反动派下令要逮捕他,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和胞弟陈震海(中共地下党员)的掩护下,陈震中化装离沪赴香港,继续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他奉命筹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以下简称“全国学联”)驻香港联络处,并代表全国学联参加由中共主持的在港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双周座谈会”。他还担任全国学联驻港办事处对外联络部部长,对海内外广泛宣传了中国爱国学生运动的情况,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48年,我遵照党组织的安排,离开香港抵达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1949年2月1日,我以全国学联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在陕北召开的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四届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被选为筹委会主任;同年3月,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四届代表大会上,我作为全国学联上海区的代表当选为全国学联副主席(谢邦定为主席)兼任联络部部长。接着,我随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平。”

父子同赴新政协共商国是

    1949年3月,中央机关迁往北平后,陈震中在参加一次会议时,遇见中国民主促进会(以下简称“民进”)、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领导马叙伦先生。他们在上海时就是忘年之交,“下关惨案”期间共过患难。会后,马老要陈震中留一会儿叙叙旧,说:“你父亲很进步,在民主运动中积极奔走,思想觉悟很高,你有个好父亲啊!”马叙伦还告诉他:“今年要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以下简称‘新政协’),现在建立新政协筹备会。我们(指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上海学生团体联合会是其成员之一)要推荐你做新政协筹备会代表。”

    4月,陈震中奉命随大军南下,参加上海解放后的接管工作。

    6月中旬,陈震中接到通知,去北平出席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时,他年仅23岁,在筹备会134位代表中,是最年轻的。

    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出毛泽东、朱德、李济深等21人组成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常委会推选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后因病由林伯渠代理)。会议决定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六个小组,分别完成下列各项任务:“(一)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二)起草新政协的组织条例;(三)起草共同纲领;(四)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五)起草宣言;(六)拟定国旗、国歌及国徽方案。”通过这些小组的工作,迅速完成了召开新政协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准备工作。

1949年10月13日,陈巳生(前坐者,陈震中之父)、刘晓(后排左一,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陈震中(后排左二)、范晓凤(后排左三,全国政协上海代表)在北京饭店4楼411客房的阳台上合影。 上海山海里陈家藏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秘书处给陈巳生发公函,通知他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上海山海里陈家藏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区域等单位,各自按照会议协商决定的名额,协商推选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以下简称“民建”)的代表名额是12人。当时,陈巳生是民建、民进两个民主党派的中央领导成员。在中共华东局统战部主持下,经协商陈巳生作为民建的代表出席新政协。

    陈震中作为上海学生团体联合会主席,被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区域单位,即上海代表团)推选为出席新政协的代表。

    陈巳生、陈震中被推选为新政协代表后,未向家人和亲友透露,大家直到上海报纸刊登沪地出席新政协代表名单时才知道。

    8月下旬,在沪新政协代表从上海北火车站登车赴北平参加新政协。陈巳生、陈震中父子同车北上。

    “当时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冯文彬与我父亲乘坐同一个包厢。途中,我经常到父亲的包厢去看看,陪他聊聊天。抵达北平后,我们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代表都住在北京饭店。上海市委副书记刘晓是上海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我被推选为上海代表团的联络员,负责大会有关方面及代表的联络。有一次,刘晓同志让我把一份党内文件送给我父亲阅读,当时我还有点惊讶。虽然我知道父亲是一位很进步、很活跃的民主人士,他长期以来一直真心诚意地拥护党的领导,积极宣传贯彻党的主张,党也把他当作可以信赖的朋友。但是,按照党组织的要求,他的中共党员身份和许多活动是严格保密的,就连我都不知晓,更没想到父亲是位比自己入党还早的老党员。1953年8月,父亲病逝。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他的中共党员的特殊身份才由上海市委统战部召集我们家属正式告知。”

    1949年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基本通过由各小组分头起草的政协组织法草案、共同纲领草案、政府组织法草案等。会议一致通过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将北平改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等56人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同时,还选出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由180人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

    9月30日,陈震中基于对党和人民的政治责任感以及对其父亲的由衷信任,同与会代表们一道,也庄严地投了陈巳生一票,把他选进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

与伟人同框感到无比自豪

    1949年对陈震中来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他不仅与毛泽东主席合了影,还时隔3年再次见到周恩来副主席。

    陈震中回忆道:“毛主席十分谦虚、平易近人,对人态度和蔼可亲。见到毛主席之前,我读过一些他写的书。他说,共产党员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新政协筹备会最后一次会议休息间歇,我们几个全国学联的代表正在勤政殿前交谈,看见毛主席向我们走来,大家商议请主席与我们合影留念,于是全国学联主席谢邦定迎上前去,向主席表达了我们的意愿。毛主席欣然答应,并笑着跟大家一一握手,接着很随和地站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几个年轻的代表合了影。这次,新政协都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我清楚地记得,毛主席坐在中间区的前几排,我坐在离他不远的左边位置,可以看到毛主席的背影,他身材魁梧。每次开大会时,毛主席都提前入场,早早地就端坐在那里,一般不随便走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主席是以身作则、遵守纪律的榜样。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周恩来副主席在北京饭店的一个大会议室,主持召开了先到的部分代表座谈会。会前,他亲切地与代表们一一握手问候。当我走到周副主席跟前,他握住我的手说,‘你就是1946年六二三到南京请愿的学生代表陈震中嘛,你好吗?’1946年,‘下关惨案’发生后,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滕代远、邓颖超等,曾到医院看望过我们几个受伤的代表。那时,我和周副主席只见过一面,可是他竟然一下就认出了我,让我非常感动。在新政协期间,周恩来副主席可是个大忙人,有许多事要做,又有很多人要见。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他提着个皮包,很早就到了北京饭店,事事亲力亲为,布置工作、听取汇报、主持会议、个别谈话等等。尽管事情千头万绪,周副主席却总能安排得井井有条。他口才非常出众,讲话滔滔不绝,大家都特别爱听。而且周恩来副主席深受大家尊重和爱戴是缘于他非凡的人格魅力,完全没有架子,永远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

一生中最难忘的幸福时刻

    新政协召开期间,陈震中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国旗、国歌、国徽、纪年方案的讨论。“没有一言堂,哪一位领导同志说了也不算,所有议题都要经过充分的讨论,形成共识了就确定下来。我感到,我们的民主是实实在在的。”

    陈震中老先生感慨地说:“新政协任务重大,要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要制定《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与组织法。因此,这次新政协尽可能使参加的代表具有广泛性。在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中,不光有拥护共产党人的,也有持不同意见的。在新政协闭幕会上,朱德总司令在闭幕词中郑重地说,我们全体一致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顿时,会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作为年轻的代表,我为亲眼见证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倍感自豪!

    “10月1日,秋高气爽,万里无云。天安门广场上彩旗飘飘、人山人海,锣鼓声、欢呼声响成一片,整个广场已经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我们全体代表与我们自己选出的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下午3时,我聆听了毛主席用洪亮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目睹了开国大典的盛况,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幸福时刻。”

    回想70年前参政议政的日日夜夜,陈震中感慨万千,真有一种“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自豪感和幸福感!这种情感在开国大典上达到了顶点。他激动地说:“看到全国人民如此信任和拥护中国共产党,我想,我们终于站起来了,终于不再是被人欺辱的民族了!”

人物档案

陈震中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汪志星 摄

    陈震中 1926年生于河南郑州。1938年,入上海中学读初中。1940年夏,转入上海青年会中学读高中。1943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医科学习。1945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转该校经济系学习,并担任上海学生团体联合会主席。

    1946年6月23日,作为上海学生代表,与上海各界推举的代表马叙伦、胡厥文、蒉延芳、雷洁琼、阎宝航等11人组成“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亲历“下关惨案”。后赴香港筹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驻香港联络处,任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驻港办事处对外联络部部长。1948年,离开香港到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1949年2月,担任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四届代表大会筹委会主任。同年3月,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四届代表大会期间被选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副主席,接着随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平。同年4月,随大军南下参加上海解放后的接管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共青团上海市委军体部部长、华东团委军体部副部长、上海市体委党委副书记、上海市科技情报研究所副所长等职。1985年离休。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9月27日 总第3431期 第二版

 
 
责任编辑:段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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