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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

作者:特邀撰稿人 郭 琪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9-09-02 星期一

    科举制度始于隋,兴于唐,于宋、元之际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明、清两朝因袭。然而,随着清朝文字狱的兴起,科举考试内容逐渐僵化,成为统治者禁锢士人思想、规范士人伦理的工具。光绪三十一年(1905),无法与时俱进的科举制度终于在改革中走完了最后一程。

洋务维新,首倡科举改革

清末,张百熙(左一)、袁世凯(中)、朱启钤(右一)合影。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战败的清王朝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朝堂之上的有志之士开始思考如何改变这种局面。道光二十五年(1845),魏源首次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念,号召向西方各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这种“经世致用”主张的号召下,清王朝的高层官员中以恭亲王奕訢和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督抚为核心,逐渐形成了推行变法的洋务派。他们看到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巨大威力,认识到沿袭千年的科举制度采用“八股取士”,在当时的局势下显得空疏无用,还不如加紧培养熟悉外国语的翻译人才、精通船炮器械的技术人才等。然而,这一主张却在朝堂上遭到了以大学士倭仁、徐桐、李鸿藻等为核心的守旧派的抵制,双方很快在“设立同文馆”一事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同治元年(1862),恭亲王奕訢奏请开设同文馆,从科举考试出身的官员中招收学生,学习西方的语言和科学技术。这一提议遭到了守旧派的坚决反对,御史张盛藻首先上奏,称科举考试乃是士人入仕及官员晋升的正规途径,“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不久,大学士倭仁也站出来明确表示反对,强调科举制度乃是立国之根本。同时,李鸿藻等一大批官员也纷纷上折反对。尽管如此,同文馆仍然如期设立,之后的二三十年里,各类学堂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北京、上海等地纷纷设立,成为近代新式教育的萌芽。此时的科举制度,虽然地位一时无法撼动,但裂缝却已悄悄出现。

    然而,此时的中国正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传统的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人才已经越来越不堪大用,改革也再一次提上了议程。光绪二十三年(1897),贵州学政严修提出要在科举考试中增设经济科目,并很快成为现实。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又名《明定国是诏》),宣布维新开始,其中便明确指出了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提出以京师大学堂为人才培养基地,建立新的教育体制。在光绪帝的支持下,康有为率先指出“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强调科举制度是导致清王朝衰败的根本原因,请求尽快废除科举制度。之后,康有为又连续上了三道奏折,抨击科举制度扼杀了士人们的灵性,使之变得僵化,不仅是文举,就连武举也已经过时,急需改革。同时,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四处奔走,联络有威望的官员及士人,纷纷上奏要求废除科举制度,以新的教育考试及人才选拔制度取而代之。

    光绪帝最终采纳了康、梁等人的建议,相继颁布了八道有关科举改革的上谕,提出要废除八股文,改以讲究实学实证的策论,并且开设经济特科等等。科举改革很快便成为戊戌维新变法中的重要内容。然而,就在维新变法开始后的103天,慈禧太后重新夺回了权力,停止了变法,废除了光绪帝推行的各项措施,并宣布再次恢复科举考试的旧制。虽然科举制度依旧保存下来,但随着各类新式学堂不断培养出人才、翻译外文书籍的兴盛,科举制度的地位开始动摇。

新政推行,再提科举变通

    慈禧太后的强势并没有能够阻止时代的车轮,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华,京城沦陷,慈禧太后携带着光绪帝等人狼狈出逃,清王朝的统治遭到了巨大的打击。为了挽回颓势,慈禧太后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发布谕旨,成立督办政务处,宣布施行新政。同时,慈禧太后要求京城内外的各地官员献计献策,其中便涉及到如何改革科举制度。

    不久,慈禧太后接到了各地封疆大吏送上来的奏折,要求重新改革科举,恢复经济特科。四月十七日,慈禧太后采纳大臣们的建议,宣布仿效博学鸿词科,于本届会试前重新开设经济特科,以“志虑忠纯、规模闳远、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为选录标准,考试的内容也脱离了过往的“之乎者也”,而是切中时弊,尤其专门针对当时的银钱兑换提出了考题。光绪二十九年(1903),186名士子参加了经济特科考试,共选录一、二等127人,其中凡是现任官员均略予升叙,举人、贡生取中者则被任命为知县、州佐等。

    不仅如此,经过督办处的奕劻、李鸿章等督办政务大臣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参预大臣的会商,对如何继续推行科举改革达成了共识:首先是废除过去的八股文,专试中国政治史事与各国政治艺学策论,要求切实敷陈;其次是将过去的书院改成学堂,学堂学生毕业后也可取得功名;最后是奖励游学,自费亦有奖励。慈禧太后对这些建议全部采纳,并发布上谕,先于文举前废除了武举,让所有武举人、武进士“投标学习”,“其精壮之幼生及向来所学之童生,均准应试入伍,待各省设立武备学堂后,再行酌定挑选章程,以储将才”。

    在新政推行的大势之下,科举考试虽然仍有其形,但无论是考试内容还是考试场次,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尤其是慈禧太后采纳了刘坤一、张之洞二人联名上奏的建议,引导参加科举的士子们重视时事与实务,摒弃空洞无用的八股文,也使得科举制度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百熙被任命为管学大臣,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两年后,慈禧太后命人重新修订了章程,将学堂分为初等和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三级,其上还有大学,而中小学堂的毕业生便可以授予生员(秀才)功名,高等学堂毕业生可以授予举人功名,而大学和通儒院的毕业生可以授予进士功名。随着这些措施在全国逐渐推广,科举制度的地位开始摇摇欲坠。

诏停科举,从渐废到立停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初四,清政府颁布的
《废除科举制谕旨》(局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伴随着新式学堂的大量兴起,不少像张之洞这样的朝廷重臣与封疆大吏都提出,要彻底停止科举制度。尽管如此,朝野之间,依然有一大批顽固守旧的官员与士人,坚定地维护着科举制度的地位。为了缓和这种矛盾,主张废除科举的大臣们想出了逐科减少录取名额,直至彻底减尽的策略。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山东巡抚袁世凯提出将各省的岁试与乡试的录取名额首先减去二成,而另外增加一科,录取名额恰恰便是减去的二成。五月,刘坤一、张之洞在《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中也提出,建立学堂乃是为了更好地接替科举制度,等到学堂的人才培养越来越多之时,便可以逐渐减少科举制度录取的名额,将之转给学堂作为录取名额,直到最后全部转完。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月,张之洞与袁世凯再次奏请递减科举,计划用十年时间完成从科举选士到学堂造士。十一月二十六日,慈禧太后听取了大臣们的建议,宣布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丙午科开始,乡、会试考试的录取名额将逐科递减。

    然而守旧派们对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建议依旧表示强烈反对,认为废除科举制度是对祖宗家法的背叛,会贻误大局,对当下局势并没有帮助。但是,庚子事变后,外国势力对清王朝的经济掠夺、土地要求等越来越过分,各地的反清斗争也是此起彼伏;来自国内外的压力,使得朝堂上要求改革政体、采用君主立宪的呼声越来越高。原本主张废除科举制度的张之洞等人失去了渐废科举制度的耐心,转而要求将之立刻废除,以尽快培养出新式的政治人才,推进君主立宪的步伐。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初二日,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等地方督抚联合会奏,强烈要求立刻停止科举制度,转而全力推广学堂。慈禧太后看到有如此之多的实力大员都这般坚持,也终于放弃了原本的想法,坚定了决心,于初四日正式下诏,表示“方今时局多艰,储才为急。……将俾全国之人,咸趋实学,以备任使,用意至为深厚”,因此,“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同时强调“学堂本古学校之制,其奖励出身,又与科举无异。历次定章原以修身读经为本,各门科学又皆切于实用”,全国上下要“多建学堂,普及教育……著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科书……严饬府厅州县赶紧于城乡各处遍设蒙小学堂”。同年,国子监被学部所取代,清朝独有的八旗官学也被并入新式学堂。

    至此,在中国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之后虽然也有官员或因担心学堂成效未见便废除科举略显仓促,或因地方贫寒无力多建学堂等故,要求恢复科举,但终究无法改变科举制度在这一刻被彻底废止的历史了。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8月30日 总第3419期 第二版

 
 
责任编辑: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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