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天津教育界的两位同胞兄弟张伯苓、张彭春，因卓有成就而同时享誉海内外，被世人尊称为“津门二杰”。张伯苓是著名教育家，在战乱频仍、国家危弱的环境中，创办了包括大学部、研究所、男中部、女中部、小学部合而为一的南开学校体系，培养了包括周恩来、梅贻琦、张彭春、曹禺、陈省身在内的无数英才。194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张伯苓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时，称誉其为“全球公认的造育人类之领导人物”。张彭春的影响力不亚于其兄张伯苓。他不仅是南开大学的主要筹办者、清华大学的教授兼教务长，还是第一个将西方戏剧理论和编导艺术引入中国大学、第一个以梅兰芳剧团总导演身份推动中国京剧走向世界的重要人物，更在担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期间，成为《世界人权宣言》的主要起草人，为世界人权体系的构建作出非凡贡献。
相比于张伯苓、张彭春兄弟，他们的父亲张久庵似乎早已被人遗忘。然而，如果没有张久庵对幼年张伯苓、张彭春循循善诱的教育，又何来日后的“津门二杰”？
修身自强之道
张久庵，1833年出生，是一个大家族的独生子，自幼聪明伶俐，成年后满腹经纶，文武双全，喜欢骑马射箭，更以弹琵琶闻名，天津人送其雅号“琵琶张”。然而，因为贪于享乐，张久庵把一份很好的家业消耗殆尽，此后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他虽然不在意自己的处境，但等到43岁有了儿子张伯苓以后，生计维艰、家用不足、供孩子上学都困难时，才感到非常后悔，决心教子读书，奋发自强，重振家业。
在一张张久庵晚年与张伯苓、张彭春等人的合影上，坐在前排正中的张久庵身穿长袍、面带微笑，手摇羽扇，何等惬意。津门耆宿于泽久特为这张照片题诗：“功名蹭蹬老风尘，寄傲弦歌乐此身；置散投闲殊自得，读书有子不嫌贫。”这首诗可谓张久庵一生的真实写照，而他对于教育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张伯苓5岁时，张久庵便以“四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教材教育儿子，使儿子从小熟背“温故而知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等经典语句；他还给儿子讲述书中的典故，指点儿子为人处世的道理。王斗瞻所撰《张伯苓先生事略》称：“（张伯苓）五岁从太翁久庵公受四子书。公为名诸生，雅擅音乐，久困场屋，遂弃举子业，以授徒教子自娱。教授重启发，贵实践，深合教育原理。”这样的教育，后来被张伯苓很好地继承并发扬光大。自1898年张伯苓从事教育工作开始，他便探索和实践“现代教育”，而“现代教育”最根本的原则就是“重启发，贵实践”。南开师生演出的第一场话剧《用非所学》，剧本梗概便是校长张伯苓亲自书写的，戏里的主角也由他本人扮演，活灵活现地演绎了一位夸夸其谈的归国留学生贾有志（假有志）。这位民国时代的海归，表面上洋气十足、不可一世，实际上却缺乏奋斗精神，很快就从标榜救国的理想青年蜕变成官场上的跳梁小丑。张伯苓用话剧这种当时最新颖、最引人注目的方式，启发师生，提倡务实和奋斗的精神，提高学生们的新道德观念。
张伯苓6岁时，张久庵终日为生计奔走操劳，在别人的私塾、家馆中教授乐器，没有时间教张伯苓读书，也没有财力为儿子请私塾先生，只好将他送到一位张姓亲戚的家馆里借读。张伯苓很用功，然而不到一年，此处家馆便关闭了，他不得不辍学，张久庵为此十分着急，但在孩子面前并不表露，只是一有空便与儿子一起读书、聊天，将一些人生道理不断地输送到儿子的脑中。不久，有位刘姓老先生为贫寒子弟办起义学，张伯苓得以继续读书，而张久庵对儿子的“家学”教育从未间断，使儿子文武兼修。
张伯苓年龄稍长后，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而且身材高大，体魄强健。当他看到有谁欺负别人时，便会伸张正义，以拳脚教训那些坏蛋，所以经常“惹祸”。那些尝过张伯苓拳脚的坏蛋及其家长常常到张家吵闹，张久庵对此委曲求全、好话说尽，然而从不责备张伯苓，反倒认为儿子的正义感是非常可贵的品质，绝不能受到伤害。
正义感总是与爱国心紧密相连。日后，当张伯苓加入清朝海军，看到中国备受西方列强的欺凌，决心以教育救国时，张久庵积极支持。严修是张伯苓的伯乐，他聘请张伯苓为家塾英文数理教席，这也是张伯苓从事教育事业的开始，为此，张久庵主动与严修交往，增强双方的互信。
“人越是在倒霉的时候，越要勤剃头、打辫。”这句张久庵常常对张伯苓说的话，就是告诉儿子：人的一生充满了坎坷，越是坎坷的时候，越要注意修身。对此，张伯苓终身不忘，他不仅用这句话鼓励自己，还常常在南开系列学校的“修身课”上拿来教育学生。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张伯苓和南开经常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甚至因日寇毁灭性的打击而不得不转移到重庆办学，即便如此仍然遭到日机几十次的轰炸，但张伯苓毫不气馁，衣帽整洁，充满自信，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勉励全体师生和校友：“日本人炸得毁我们的校舍，炸不毁我们的爱国心。再炸，再修；再炸，再修！”他因此成为抗战中激励国人前进的楷模。
痴迷艺术的父与子
张彭春出生时，张久庵已经59岁了，他没有想到自己如此年龄还能喜得贵子，特为新生儿取了“五九”的乳名，后来叫着叫着就叫成了“九儿”，再后来，张彭春又被称为“九先生”。他同样深受父亲的影响，尤其在艺术方面。
张久庵的艺术造诣很高，吹拉弹唱，样样精通，琵琶更是一绝。张彭春出生后，总能看到父亲在演奏乐器。张锡祚所撰《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称：“（久庵公）每天晚上临睡前，一定要弹一两段琵琶曲子。冬日天寒畏冷，就把棉被挖两个洞，躺在暖炕上，把手伸出来弹弄琵琶、弦子等乐器。一直到晚年，没有一天不弹奏乐曲。”张久庵对艺术的痴迷与坚持，不仅对张伯苓的影响很大，更深深地熏陶着张彭春。
据张彭春回忆，尽管他在美国克拉克大学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教育和哲学，但他对音乐、戏剧的爱好最为强烈和持久。1916年，当张彭春获得硕士学位回到南开学校时，马上被推选为新剧团副团长。张彭春不负众望，亲自担任导演，迅速组织南开新剧团用英语演出他在留学期间创作的剧本《醒》，取得很好的反响。周恩来观看排演后，撰文称赞：“是日排演，颇多引人入胜之点。盖同学耳聆英语之机甚鲜，获此良辰，聆斯妙语，佳音佳景，两极其妙矣。”张彭春不仅以话剧影响着南开教育，而且为中国的话剧事业作出重大贡献。龙飞、孔延庚所著《张伯苓与张彭春》称：“它（《醒》）比发表于1919年、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话剧剧本的《终身大事》，还要早三年”，“张彭春的导演工作，比1922年留美归来、开始从事戏剧活动、被话剧史专家称为‘中国最早的导演’的洪深，也要早六年”，“总之，是张彭春第一个将西方的戏剧理论和编导艺术，直接移植到南开新剧团，从而形成我国早期话剧运动南北两个中心之一的北方话剧艺术”。
1919年，张彭春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读期间，他根据中国古诗《木兰辞》改编的11幕英文剧本——《木兰》在美国百老汇的剧院上演，受到《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密切关注和高度评价，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哈佛大学玛丽·格伦登教授评价：“是满腹经纶的张彭春，而不是迪士尼公司，第一个将木兰的形象介绍给美国观众。”
1930年，正在美国访问的张彭春，接受梅兰芳的邀请，担任梅兰芳剧团总导演，他迅速改变了梅兰芳最初在美国演出时观众兴趣不高的处境，使得梅兰芳之后在美国的巡回演出获得巨大成功，中国的京剧艺术也由此叩开了西方观众的心扉。
作为教育家、外交家的张彭春之所以对戏剧艺术有如此的热情和坚持，说到源头，皆与父亲张久庵对他的熏陶密切相关。
另外，张彭春对于其幼年时接受的私塾教育的看法很值得我们注意。张彭春6岁时，在父亲张久庵的全力支持下，向一位私塾先生行拜师礼，“迈入那熟读古典书籍的漫长岁月”，过了6年左右，他才进入兄长张伯苓和严修创办的“私立中学堂”（即天津南开中学前身），接受重视启发的新式教育。到了晚年，张彭春回顾那段“死记硬背”的私塾生涯时，不是批判，而是充满了温情和感恩。正是由于对“四书五经”等中国传统文化烂熟于心、理解深刻，令张彭春拥有了超常的记忆力和非凡的见识，使其对《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以及世界人权体系的构建作出卓越的贡献。曾任联合国人权司首任司长约翰·汉弗莱评价张彭春：“他是一个协调的艺术大师，拥有一整套儒家的经典名言，他经常能够提供规则以使得人权委员会能够摆脱僵局。”“在才智声望上，他远远高于委员会中任何其他一位成员。”
而在了解了这些以后，我们回顾张久庵为孩子在不同阶段选择的不同教育方式，会深刻地感受到他的明智与通达。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5月24日 总第3377期 第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