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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有子不嫌贫”

——“津门二杰”张伯苓、张彭春接受的父教

作者:张建安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9-07-19 星期五

    民国时期,天津教育界的两位同胞兄弟张伯苓、张彭春,因卓有成就而同时享誉海内外,被世人尊称为“津门二杰”。张伯苓是著名教育家,在战乱频仍、国家危弱的环境中,创办了包括大学部、研究所、男中部、女中部、小学部合而为一的南开学校体系,培养了包括周恩来、梅贻琦、张彭春、曹禺、陈省身在内的无数英才。194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张伯苓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时,称誉其为“全球公认的造育人类之领导人物”。张彭春的影响力不亚于其兄张伯苓。他不仅是南开大学的主要筹办者、清华大学的教授兼教务长,还是第一个将西方戏剧理论和编导艺术引入中国大学、第一个以梅兰芳剧团总导演身份推动中国京剧走向世界的重要人物,更在担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期间,成为《世界人权宣言》的主要起草人,为世界人权体系的构建作出非凡贡献。

    相比于张伯苓、张彭春兄弟,他们的父亲张久庵似乎早已被人遗忘。然而,如果没有张久庵对幼年张伯苓、张彭春循循善诱的教育,又何来日后的“津门二杰”?

修身自强之道

    张久庵,1833年出生,是一个大家族的独生子,自幼聪明伶俐,成年后满腹经纶,文武双全,喜欢骑马射箭,更以弹琵琶闻名,天津人送其雅号“琵琶张”。然而,因为贪于享乐,张久庵把一份很好的家业消耗殆尽,此后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他虽然不在意自己的处境,但等到43岁有了儿子张伯苓以后,生计维艰、家用不足、供孩子上学都困难时,才感到非常后悔,决心教子读书,奋发自强,重振家业。

    在一张张久庵晚年与张伯苓、张彭春等人的合影上,坐在前排正中的张久庵身穿长袍、面带微笑,手摇羽扇,何等惬意。津门耆宿于泽久特为这张照片题诗:“功名蹭蹬老风尘,寄傲弦歌乐此身;置散投闲殊自得,读书有子不嫌贫。”这首诗可谓张久庵一生的真实写照,而他对于教育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青年时期的张伯苓

    张伯苓5岁时,张久庵便以“四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教材教育儿子,使儿子从小熟背“温故而知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等经典语句;他还给儿子讲述书中的典故,指点儿子为人处世的道理。王斗瞻所撰《张伯苓先生事略》称:“(张伯苓)五岁从太翁久庵公受四子书。公为名诸生,雅擅音乐,久困场屋,遂弃举子业,以授徒教子自娱。教授重启发,贵实践,深合教育原理。”这样的教育,后来被张伯苓很好地继承并发扬光大。自1898年张伯苓从事教育工作开始,他便探索和实践“现代教育”,而“现代教育”最根本的原则就是“重启发,贵实践”。南开师生演出的第一场话剧《用非所学》,剧本梗概便是校长张伯苓亲自书写的,戏里的主角也由他本人扮演,活灵活现地演绎了一位夸夸其谈的归国留学生贾有志(假有志)。这位民国时代的海归,表面上洋气十足、不可一世,实际上却缺乏奋斗精神,很快就从标榜救国的理想青年蜕变成官场上的跳梁小丑。张伯苓用话剧这种当时最新颖、最引人注目的方式,启发师生,提倡务实和奋斗的精神,提高学生们的新道德观念。

    张伯苓6岁时,张久庵终日为生计奔走操劳,在别人的私塾、家馆中教授乐器,没有时间教张伯苓读书,也没有财力为儿子请私塾先生,只好将他送到一位张姓亲戚的家馆里借读。张伯苓很用功,然而不到一年,此处家馆便关闭了,他不得不辍学,张久庵为此十分着急,但在孩子面前并不表露,只是一有空便与儿子一起读书、聊天,将一些人生道理不断地输送到儿子的脑中。不久,有位刘姓老先生为贫寒子弟办起义学,张伯苓得以继续读书,而张久庵对儿子的“家学”教育从未间断,使儿子文武兼修。

张久庵(前排中)与张伯苓(后排左一)、张彭春(后排左二)等合影

    张伯苓年龄稍长后,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而且身材高大,体魄强健。当他看到有谁欺负别人时,便会伸张正义,以拳脚教训那些坏蛋,所以经常“惹祸”。那些尝过张伯苓拳脚的坏蛋及其家长常常到张家吵闹,张久庵对此委曲求全、好话说尽,然而从不责备张伯苓,反倒认为儿子的正义感是非常可贵的品质,绝不能受到伤害。

    正义感总是与爱国心紧密相连。日后,当张伯苓加入清朝海军,看到中国备受西方列强的欺凌,决心以教育救国时,张久庵积极支持。严修是张伯苓的伯乐,他聘请张伯苓为家塾英文数理教席,这也是张伯苓从事教育事业的开始,为此,张久庵主动与严修交往,增强双方的互信。

    “人越是在倒霉的时候,越要勤剃头、打辫。”这句张久庵常常对张伯苓说的话,就是告诉儿子:人的一生充满了坎坷,越是坎坷的时候,越要注意修身。对此,张伯苓终身不忘,他不仅用这句话鼓励自己,还常常在南开系列学校的“修身课”上拿来教育学生。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张伯苓和南开经常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甚至因日寇毁灭性的打击而不得不转移到重庆办学,即便如此仍然遭到日机几十次的轰炸,但张伯苓毫不气馁,衣帽整洁,充满自信,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勉励全体师生和校友:“日本人炸得毁我们的校舍,炸不毁我们的爱国心。再炸,再修;再炸,再修!”他因此成为抗战中激励国人前进的楷模。

痴迷艺术的父与子

    张彭春出生时,张久庵已经59岁了,他没有想到自己如此年龄还能喜得贵子,特为新生儿取了“五九”的乳名,后来叫着叫着就叫成了“九儿”,再后来,张彭春又被称为“九先生”。他同样深受父亲的影响,尤其在艺术方面。

    张久庵的艺术造诣很高,吹拉弹唱,样样精通,琵琶更是一绝。张彭春出生后,总能看到父亲在演奏乐器。张锡祚所撰《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称:“(久庵公)每天晚上临睡前,一定要弹一两段琵琶曲子。冬日天寒畏冷,就把棉被挖两个洞,躺在暖炕上,把手伸出来弹弄琵琶、弦子等乐器。一直到晚年,没有一天不弹奏乐曲。”张久庵对艺术的痴迷与坚持,不仅对张伯苓的影响很大,更深深地熏陶着张彭春。

张彭春在世界人权会议上

    据张彭春回忆,尽管他在美国克拉克大学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教育和哲学,但他对音乐、戏剧的爱好最为强烈和持久。1916年,当张彭春获得硕士学位回到南开学校时,马上被推选为新剧团副团长。张彭春不负众望,亲自担任导演,迅速组织南开新剧团用英语演出他在留学期间创作的剧本《醒》,取得很好的反响。周恩来观看排演后,撰文称赞:“是日排演,颇多引人入胜之点。盖同学耳聆英语之机甚鲜,获此良辰,聆斯妙语,佳音佳景,两极其妙矣。”张彭春不仅以话剧影响着南开教育,而且为中国的话剧事业作出重大贡献。龙飞、孔延庚所著《张伯苓与张彭春》称:“它(《醒》)比发表于1919年、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话剧剧本的《终身大事》,还要早三年”,“张彭春的导演工作,比1922年留美归来、开始从事戏剧活动、被话剧史专家称为‘中国最早的导演’的洪深,也要早六年”,“总之,是张彭春第一个将西方的戏剧理论和编导艺术,直接移植到南开新剧团,从而形成我国早期话剧运动南北两个中心之一的北方话剧艺术”。

    1919年,张彭春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读期间,他根据中国古诗《木兰辞》改编的11幕英文剧本——《木兰》在美国百老汇的剧院上演,受到《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密切关注和高度评价,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哈佛大学玛丽·格伦登教授评价:“是满腹经纶的张彭春,而不是迪士尼公司,第一个将木兰的形象介绍给美国观众。”

1946年,张伯苓(左二)与胞弟张彭春(左三)一家人在美国纽约合影。

    1930年,正在美国访问的张彭春,接受梅兰芳的邀请,担任梅兰芳剧团总导演,他迅速改变了梅兰芳最初在美国演出时观众兴趣不高的处境,使得梅兰芳之后在美国的巡回演出获得巨大成功,中国的京剧艺术也由此叩开了西方观众的心扉。

    作为教育家、外交家的张彭春之所以对戏剧艺术有如此的热情和坚持,说到源头,皆与父亲张久庵对他的熏陶密切相关。

    另外,张彭春对于其幼年时接受的私塾教育的看法很值得我们注意。张彭春6岁时,在父亲张久庵的全力支持下,向一位私塾先生行拜师礼,“迈入那熟读古典书籍的漫长岁月”,过了6年左右,他才进入兄长张伯苓和严修创办的“私立中学堂”(即天津南开中学前身),接受重视启发的新式教育。到了晚年,张彭春回顾那段“死记硬背”的私塾生涯时,不是批判,而是充满了温情和感恩。正是由于对“四书五经”等中国传统文化烂熟于心、理解深刻,令张彭春拥有了超常的记忆力和非凡的见识,使其对《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以及世界人权体系的构建作出卓越的贡献。曾任联合国人权司首任司长约翰·汉弗莱评价张彭春:“他是一个协调的艺术大师,拥有一整套儒家的经典名言,他经常能够提供规则以使得人权委员会能够摆脱僵局。”“在才智声望上,他远远高于委员会中任何其他一位成员。”

    而在了解了这些以后,我们回顾张久庵为孩子在不同阶段选择的不同教育方式,会深刻地感受到他的明智与通达。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5月24日 总第3377期 第三版

 
 
责任编辑:魏安宁(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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