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广播被称为除了陆、海、空之外的“第四战线”。在抗日战场上，中国也充分利用广播这一“先进武器”，反击日伪的广播攻势。特别是在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当日，国民政府成功实施了对其广播的干扰，这是中国广播抗战的一个经典范例。
配合侵华 日伪大兴广播攻势
日本侵华期间，日本人非常重视利用广播对中国军民展开宣传攻势，以此来瓦解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日军每攻占一个大城市，总有大批的技师和广播人员跟在后面，立即修复电台，进行广播。这些电台后来大都移交给伪政权，并据此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对华广播网。
日伪利用这一广播网，播放各类广播节目，其内容主要是“对时事的歪曲解释、娱乐节目及骗人的讲演”。如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大量居民逃离城市，日本人利用广播向郊外喊话：“你们的城市好得像新的一样，回到你们快乐的家乡来吧！”又如日军进占北平后，在西城发生过这样一起事件，有一女生在街上突然内急，便在偏僻之处找到公厕解决，不幸被两个日本兵看见，跟踪而入，吓得她拼命逃出，恰巧遇到巡逻的警察才逃脱魔掌。随后，汉奸头目在广播中对该事件进行了牵强的解释，说日本兵是去保护女生，并非对其有不轨的想法；还借机宣传日本兵是如何受教育，不会有强奸的事件发生。
在抗战前线，日军常组织播音队来配合作战。如1938年12月，日军在上海编组播音队两队，每队辖3个班，每班配播音机6架，由牧野芳秀大佐与泽田尾助大佐分别担任队长。他们乘船经湖北武汉转往前线开展广播工作，借以动摇中国士兵的抗战决心。除此之外，日伪还经常盗用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的频率，造谣惑众。如1938年5月，日伪利用在北平、上海等地的大功率广播电台，冒充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的名义，传播不实信息。
针锋相对 中国充实广播力量
面对日伪的广播攻势，中国广播机构奋起反击，用各种无线电设备对日伪广播实施干扰。对于干扰无线电电波的原理，国人早有认识。1935年，《申报》刊文对其进行介绍：“考无线电信力传递，乃借电波振荡之作用。而接收方面与发射方面，又须有和谐之振荡周率，始能收听清晰。故各台周率，必须高低不一，方可避免干扰，否则杂声纷乱，必致无法工作。”干扰广播的原理也相同：在对方播音时，我方电台使用与对方广播相同的周率，就可让对方的广播信号受到干扰。这就要求加强广播电台建设。中国的广播电台在全面抗战前有100座左右，但除了功率号称“东亚第一、世界第三”的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外，其他电台都微不足道，且大多分布在沿海地区，战火一起，几乎损失殆尽。
1940年3月2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致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请其干扰汪日广播。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迅速利用内迁的广播设备，在湖北汉口、云南昆明等地建设广播电台。随着中国的广播力量不断增强，各广播电台开始用多种语言对国内外开展宣传，对内鼓舞民心士气，对外争取他国支持。在广播干扰方面，添置了部分专用的广播干扰机，一些大的电台采购备用的广播机，在需要时即可充当干扰机。经过几年建设，中国有了干扰敌人广播的能力。
当时中国的广播电台，分属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国民党交通部等部门管理，对敌实施广播干扰，必须要有一个组织协调机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简称“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承担了这一职责。1940年3月，在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中，主任委员陈果夫提出《干扰敌伪电台广播谬说案》，建议各电台联合对日伪电台实施干扰。他在提案中说：“敌伪电台数量较多，往往以多座电台联合广播，殊足影响民心士气。而我方广播电台数量较少，所有周波不敷抵御，致难全部干扰，端赖通力合作，以资补救。拟分请交通部、政治部、军令部、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将所有发报台与广播台现用与可用周波一律开交本会，俾遇敌伪重要播音时，由本会支配分别对准干扰，并于接到本会通知后，立即实施。”该提案经会议审议通过后，由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立即分函各相关机构，并得到鼎力支持。
协力干扰 汪伪广播失效
1938年12月，汪精卫发表“艳电”，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的对华政策声明，公开投敌。面对汪精卫的叛国之举，中国各广播电台纷纷播出声讨汪精卫的节目，郭沫若等知名人士还分别用日、法、英等语言对日本及美洲进行广播讲演。面对全国人民的声讨，汪精卫却不为所动。
1940年3月下旬，汪精卫召集伪维新政府、伪蒙疆政府、伪国家社会党、伪青年党等方面的代表，在南京举行“中央政治会议”。会议决定对日媾和，推举汪精卫为第一届“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兼“国民政府”代主席，并决定于3月30日在南京成立“还都”的“国民政府”，同时还拟由日本首相米内光政和汪精卫发表广播演讲。侦知该情报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告知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据报三月三十日伪中央政府成立之日，敌酋米内将于是日下午七时三十分（日本时间）与汪逆作半小时交欢播音。”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分函各广播电台机构，请求协力完成破坏日本和汪伪的这次重要广播。
随后，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向各机构提供了日本东京及中国南京、北平、上海、汉口等地日伪电台的呼号和周率，并安排国民党交通部所属电台负责干扰日伪的两种周率，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负责干扰东京、南京日伪电台的5种周率，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负责干扰日伪中波各台……
在此之前，国民党广播机构已经对汪伪的广播实施过一次干扰。3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曾虚白致函陈果夫，告知23日汪精卫要在广播中宣传“和平建国”的谬论，请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与其他广播电台机构同时设法“扰乱其音波，以杜其传播”。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接函后，“除通知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干扰外，复设法收录其讲词，密送中枢各负责长官参考”。3月23日的广播干扰为3月30日的联合行动积累了经验。
1940年4月5日，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发函感谢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合作干扰敌伪广播。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月30日下午5点30分，汪精卫在南京开始广播讲话，对日本政府支持他建立“国民政府”表示感谢，并说“经过深心反省之后，痛下决心，将过去容共抗日之政策彻底放弃，重新确立和平反共建国之政策”。之后，米内光政在东京发表广播演讲。在汪日广播开始时，中国各机构所属广播电台火力全开，各自找寻目标，对汪日的播音展开干扰。事后，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报告说：“三月三十日晚五时半，汪逆在南京与敌首相米内在东京举行交欢广播，经会设法干扰后，除敌东京台JZJ电力宏大，尚能隐约辨听外，余均不能入耳。”此次对汪日广播的干扰很成功，为此，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特意致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表达谢意，说这次干扰“深承通力合作，得收优美效果”。由于受到干扰，汪精卫和米内光政的讲演没有通过广播的方式传到后方，伪政权卖国求荣的恶劣影响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7月12日 总第3398期 第二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