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8月，日本人控制的《满洲日报》《盛京时报》等有影响力的报纸纷纷在重要位置刊登了《共党地下首领张贯一在抚顺落网》的新闻，一时间“张贯一案”震惊东北。那么张贯一究竟是什么人？他为何会引起日本人的高度重视？原来，报纸上所称的张贯一即著名抗日民族英雄、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杨靖宇。
临危受命调往东北
20世纪20年代，东北早已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广大贫苦百姓同时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官僚、地主、资本家的压迫和盘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救民于苦难，中共满洲省委积极发动、组织、领导工人、农民、学生及各界群众开展多种形式的抗日反帝革命斗争。然而，自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大批共产党员被捕入狱，遭受严刑拷打，甚至惨遭杀害。这期间，中共满洲省委也屡遭破坏，主要负责人相继被捕，处境十分艰难。
1928年底，杨靖宇以中共河南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先后到信阳、洛阳、开封等地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化名张贯一。次年7月，他被党中央调往东北。
杨靖宇来到奉天（今沈阳），见到了时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通过刘少奇的介绍，杨靖宇了解到抚顺是东北四大产业中心之一，产业工人集中且觉悟高，革命基础好，中共满洲省委在此设立了抚顺地区特别支部（以下简称“抚顺特支”），但由于叛徒告密，中共抚顺特支负责人被捕，党组织遭到破坏，现急需派一位有工作经验的同志打开局面。鉴于杨靖宇在河南有过领导地下斗争的经历，刘少奇遂任命他为中共抚顺特支书记，具体领导煤矿工人反对日本把头的斗争。
深入煤矿领导罢工
1929年8月，杨靖宇来到抚顺，按照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把工作重点放到产业工人中，以“八大矿、南满大厂、发电所为中心”开展工作。
杨靖宇深知在白区搞工人运动，必须深入工人之中，只有和工人同寝、同食、同作、同息，才能更好地了解工人，组织教育工人，领导工人斗争。当时，抚顺矿工中山东人居多，杨靖宇便说自己是来自与河南东北部毗邻的山东曹州，他拿起丁字镐和矿工们一起下到潮湿阴暗的矿井挖煤。矿工们不知道杨靖宇的底细，怕他是矿上派来的侦探，很少与他说话。杨靖宇对此非但不急躁，反而暗自高兴，因为矿工们对他冷眼相待，正说明他们警惕性高。
一天，一位老矿工因为没钱看病，家里又无米下锅，硬着头皮找工头借钱。蛮横无理的工头不仅分文未借，还将其打成重伤。杨靖宇闻讯赶到老矿工家，送去自己仅有的两块大洋。从那以后，矿工们对杨靖宇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耿直、热心、体贴的杨靖宇成了矿工中的核心人物，工友们亲切地称他“山东张”或“张大个子”，有困难都愿意向他倾诉、同他商量。杨靖宇也会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组织兄弟团、识字班等形式，把矿工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当时的抚顺矿区，矿工死亡率很高，每天都有人被饿死、打死，被爆炸的瓦斯熏死、烧死。而日本矿主为最大限度地压榨矿工，还不断地裁减人员、延长工作时间。矿工们的劳动强度过大，身体难以负荷，加之生活条件恶劣、疾病蔓延，生活苦不堪言。杨靖宇目睹这一切，痛心疾首，为帮助矿工争取权益，他决定采取强硬措施，组织一场大罢工。
杨靖宇先是号召矿工们团结起来，不上工，不出煤，从经济上卡住日本人的脖子。在日本矿主因为扛不住罢工带来的损失，提出要与矿工谈判解决问题后，杨靖宇带领矿工代表向日本矿主开出复工条件：第一，必须立刻召回被裁矿工；第二，必须改善矿工劳动条件；第三，必须增加矿工工资，加班必须额外付给工钱。4天后，遭受巨大经济损失的日本矿主被迫答应了矿工们的条件，煤矿工人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而中国共产党在矿工心中的威信也大大增强了。
叛徒出卖被捕入狱
煤矿工人大罢工震惊了抚顺城。日本关东军察觉出此事一定与中国共产党有关，于是下令驻守抚顺的日本警察署尽快找到中共地下组织并伺机逮捕领导人。此时，抚顺特支委员、千金寨矿区党小组组长王振祥因在矿区张贴号召工人罢工的标语不慎暴露了行踪，被日本警察逮捕。王振祥在重刑下变节，供出了上级张贯一及其在抚顺的住址——福合客栈。
8月30日下午，日本警察署动用大批警察、特务对福合客栈进行严密监视。下午5时，毫不知情的杨靖宇刚一踏进客栈的房间，即遭逮捕。日本警察在他的住处搜出6面红旗，《满洲省委工作计划草案》《二中全会决议与精神》《省委通告第三号》等印刷品，以及一些药品。
另外，由于王振祥的招供，8月30日至9月5日，日本警察署还对古城子、大山坑、东乡等矿的10名中共党员和工会成员进行了逮捕，中共抚顺特支遭到严重破坏。
智勇应对终脱险境
杨靖宇被捕后，关押在日本警察署拘留所的单人监号里。当晚，日本警察署就对他进行了重点审讯，他们根据王振祥的口供及搜到的物品，断定这个名叫张贯一的人，便是抚顺新来的共产党“头目”。在昏暗的审讯室里，敌人企图使杨靖宇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进而承认是共产党的“头目”，最终由他探知抚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全部机密。但是，几个小时过去了，敌人未能从他口中套出一句有用的话。
8月31日清晨，杨靖宇再次被提审，但他始终坚持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于是，日本警察把从杨靖宇住处搜到的红旗及印刷品拿出来，妄图让杨靖宇在“物证”面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杨靖宇面对所谓“物证”沉着应对，只说这些印刷品是别人给他送药时留下的，并反问“如果我是共产党员，怎敢不自检点把这些东西放在明处呢？”日本警察只好亮出最后一张“底牌”——让叛徒王振祥到审讯室与杨靖宇对质。杨靖宇用鄙视的目光看着这个无耻叛徒，坚决否认与他相识。在大义凛然的杨靖宇面前，叛徒王振祥无地自容。
日本警察见杨靖宇拒不招供，便施展淫威，连续五六个昼夜对其严刑拷打，皮鞭抽、杠子压、坐老虎凳、灌凉水，无所不用其极，将他折磨得遍体鳞伤，多次昏迷，但杨靖宇依然坚贞不屈。最后，日本警察干脆将杨靖宇扔进了齐胸深的水牢里。酷刑逼供留下的伤口，受污水浸泡后，大面积地感染、溃烂，刀割般地疼痛，导致他高烧不退。但是，面对敌人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和折磨，杨靖宇始终咬紧牙关，没有吐露党的任何机密。日本警察署由于只有王振祥的口供而无其他证据，迫于舆论压力，不敢贸然加害杨靖宇，不得不放弃对他使用酷刑和审讯。
1929年12月25日，国民党辽宁高等法院检察处对杨靖宇
（化名张贯一）的起诉书（部分）。 辽宁省档案馆藏
10月中旬，日本警察署以杨靖宇在狱中患病为由，把他引渡给国民党抚顺地方法院。自此，杨靖宇脱离了日本人的魔掌。在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档案《为报羁押犯张贯一患病由》中有这样的记载：“府羁押日署引渡人张贯一，该犯人入所时即身负重伤，现伤痕虽属稍愈，惟又添头痛之症，势甚沉重，恐有危险，理当签报核示……”几句话印证了杨靖宇曾遭受日本人的酷刑。
引渡到国民党抚顺地方法院后，面对审问，杨靖宇始终咬定自己是从山东来东北经营煤炭的商人，并在法庭上以伤病之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残酷蹂躏中国人民，肆意践踏中国法律的罪行。该法院只好再次将杨靖宇引渡到国民党辽宁高等法院检察处。
12月25日，国民党辽宁省等法院检察处检察官陈士杰以“反革命嫌疑罪”对杨靖宇予以起诉：“被告意图宣传共产主义之所为，实犯反革命治罪法第六条之未遂罪，应依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送付公判……”最终，杨靖宇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押往奉天第一监狱服刑。1931年春，杨靖宇刑满出狱，随即投入到新的战斗。
九一八事变后，杨靖宇担任中共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1932年，被派往南满，走向了战火纷飞的抗日战场。作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杨靖宇率部长期转战东南满大地，打击日伪军，威震东北，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在吉林省濛江县（今靖宇县）与日军作战时壮烈牺牲，时年35岁。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7月5日 总第3395期 第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