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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李琦在天津美术工作队的往事

作者:李焕民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9-06-03 星期一

李琦(右)与李焕民合影,拍摄于1949年4月。

    人物档案:

    李琦: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著名伟人画大师。1928年生于北京,1937年随父母赴延安,先后在鲁迅艺术学院、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合大学学习美术。1950年起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李琦创作的肖像画融会了中国画浑然天成的笔墨气韵和西洋画的技法,在当代美术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代表作《主席走遍全国》等。2009年8月去世。

     李焕民:中国美术家协会原副主席,被称为“中国版画里程碑式的人物”。1930年生于北京,1947年入北平国立艺专学习,1948年赴解放区。1953年以后,多次到西藏体验生活,创作了大量以藏区风情和藏族人民生活为题材的美术作品。代表作《初踏黄金路》等。2016年4月去世。

《主席走遍全国》 李 琦

《初踏黄金路》 李焕民

    我和李琦相识在1948年秋天。那时,我从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合大学(简称“华北大学”)三部“工学团”(即文工团)调到天津美术工作队。天津美术工作队是华北大学的派出机构,任务是在天津解放后随军进城,为召开群众大会做宣传工作。队长是胡一川同志,成员有马达、李琦、伍必端、洪波、谷首、李野、杨田力、赖明等共18人。

    我们从河北正定出发,步行到天津附近的胜芳镇待命。沿途,我们看到很多民工背着担架、推着运粮车向天津方向集结。“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刻似乎很形象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行军路上,我和李琦逐渐走在一起。我们怀着解放全中国的宏伟目标,非常兴奋,一路高歌。除了唱“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军民团结紧,革命无不胜”之外,我们也唱民歌,还跳舞,他教我唱陕北民歌《高楼万丈平地起》《蓝花花》,我教他唱《掀起你的盖头来》《达坂城的姑娘》。李琦看到我在跳新疆舞时脖子可以横着动,很好奇,让我教他。我让他躺在地上,用手去搬他的头,痛得他嗷嗷地叫,最后他也没有找到脖子和肩膀上的那股劲儿,没有学会怎么让自己的脖子横着动。

    李琦吸引我的地方很多,他有才华,也有风度。他画画不用写生,仅凭记忆即可传神。他唱歌音准、味浓,还能作词、作曲。我很喜欢他的作风,很愿和他在一起。美工队每天行军到驻地,队员们轮流做饭。李琦常和我一起到老乡家借锅、碗以及睡觉用的门板。他对老乡非常和气,我们去还这些东西时,他总是要和老乡聊上一会儿,真诚地表示感谢。做这些事的时候,他是那么自然,我觉得,他的这种对群众的感情和态度是从延安带出来的“本能”。

    1949年1月14日,美工队接到上级命令,向天津城进发。那天晚上,我们出发时看到月亮从树林中升起来,特别大、也特别红。大家情绪亢奋,全身充满力量。半夜,我们看见解放军押着俘虏从对面走过来,带来胜利的喜讯,更加令人振奋。15日,天津解放。进入天津城以后,我们住进天津市军管会下属的文管会,文管会主任是周巍峙同志。从此,我们投入到繁忙的宣传工作中去。大街上,北洋大学、南开大学的师生乘着大卡车沿街高呼口号,散发传单,欢迎解放军进城。我和谷首同志一起在街上刷大标语。商店员工、单位职员、广大市民纷纷走上街头,敲锣打鼓地庆祝解放。“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唱遍大街小巷,天津沸腾了!

    庆祝天津解放大会开过以后,我和李琦作为军代表被派往中纺机械二厂做接收工作。那时候,该厂处于停工状态,工人都已回家,只有几个工人纠察队员迎接我们。因为天津刚刚解放,党员身份还没有公开,这几个人是受中共地下党派遣的,还是自发组织的,我们也不便多问。我们贴出告示,通知所有工人回厂上班,然后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宣布该厂被天津军管会接管。

    李琦很有组织工作能力,他要求工厂职员们放下包袱,整理档案,把人员、财产、设备等分别制成报表,以便核对、检查。我们组织全体工人参加学习,宣传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思想,号召大家检修机器设备,为恢复生产做好准备。我们还组织了合唱团,带领工人们学唱《咱们工人有力量》《国际歌》等歌曲,工人们的热情日渐高涨。我和李琦住在厂房旁的一间空房里,还有几名纠察队员轮流值班巡夜,防止特务搞破坏。驻厂期间,平时一有空,我和李琦就去工人家拜访、慰问。有一次,我们来到一位老工人家里,他妻子看到我们的鞋子很破,脚上长满了冻疮,很心痛,拿出洗干净的袜子和鞋让我们换上。她还问我们多大了,说:“这么年轻就出来革命,父母不担心吗?”还有些老工人回忆道,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日本人投降了,从南方来了很多国民党接收大员,乘美国吉普车,趾高气扬,根本不把工人当人看。工人们感慨地说:“共产党派来的接收干部艰苦朴素,是工人的贴心人。”我和李琦在中纺机械二厂工作了4个月,与广大工人兄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培养了一批骨干,基本弄清了该厂人员、财务、设备等情况。后来,我们把这些资料移交给新来的干部。

    1949年4月,华北大学调我们回北京。我们谢绝了工厂为我们举行欢送大会的好意,悄悄地走了。回到天津市区,我们俩到照相馆拍摄了一张合影,纪念我们在天津的这段充满激情的青春岁月。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5月31日 总第3380期 第三版

 
 
责任编辑:李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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