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文化 > 人物纵横

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

“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

作者:特邀撰稿人 王兰顺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9-04-30 星期二

    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发言时讲道:“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北京市档案馆馆藏的一组与五四运动相关的珍贵档案,可以为我们较完整地呈现出陈独秀在国家处于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将个人理想融入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感人事迹。他在五四运动中是如何被捕的?被捕后引起了什么样的社会反应?最终,他又是如何被保释出狱重获自由的呢?值此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就让我们通过北京市档案馆馆藏的全国学联等单位申请释放、营救陈独秀的相关电文、协议书等档案,一起去探寻百年前真实的“现场”……

立场鲜明 支持学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无暇东顾,日本乘机加强对中国的侵略,严重侵害了中国主权。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逐渐高涨。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引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在这期间,陈独秀敏锐地观察时局动态,相继发表了《关门会议》《南北代表有什么用处》等文章,第一次在报端点了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江庸的名,称他们是“亲日派四大金刚”。

    1919年5月4日当天,陈独秀又发表了《两个和会都无用》一文,号召人民站起来,不要迷信政治家和外交家,自己解决问题。当天下午1时许,北京大学等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前,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要求惩办北洋政府段祺瑞内阁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汝霖住宅,痛打了章宗祥,并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出面控制事态,逮捕学生32人。北洋政府京师地方检察厅、京师地方审判厅等部门对被捕学生进行了调查和庭审。

陈独秀

    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大、中学校积极响应,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参加罢课游行,实行全市总罢课。

    五四运动中,陈独秀立场鲜明地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称五四学生运动是“有纪律的抗议”。5月7日,陈独秀给在上海的胡适写信,详述了北京的五四动态:

适之吾兄:

    国民外交协会发起国民大会,本打算今天在中央公园集合;警厅因为四号学生闹了事,便禁止集会;此时公园左近交通要道都密布军警,禁止行人走过;大会恐怕开不成气了!

    四号下午,京中学生三四千人聚集天安门,到东交民巷各使馆;适礼拜日,英美公使都出去了;学生即到曹宅,曹逃避;章宗祥刚在曹宅,受了一顿饱打,幸亏有日本人竭力保护,送在日华医院竭力医治,现在生死还不能定。

    …………

    大学解散的话,现在还没有这种事实;但是少数阔人,确已觉得社会上有一班不安分的人,时常和他们为难;而且渐渐从言论到了实行时代;彼等为自卫计,恐怕要想出一个相当的办法。

    惩办被捕的学生三十多人(大学为江绍原等二十二人),整顿大学,对付两个日报、一个周报,恐怕是意中的事。

弟独秀白 五月七日午后四时

    这封信反映了陈独秀对学生五四行动的观察。他认为“少数阔人”与他们这些“不安分的人”都“渐渐从言论到了实行时代”。如何实行呢?双方为“自卫计,恐怕要想出一个相当的办法”。

    5月9日,北大校长蔡元培被迫离京,有不少人劝陈独秀也离开北京,但他表示:“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狱处死,不欲生存此恶浊的社会。”5月11日,他发表了《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文章中指出:“现在可怜只有一部分的学生团体,稍微发出一点人心还未死尽的一线生机。仅此一线生机,政府还要将它斩尽杀绝……”

    5月18日,陈独秀又发表了《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的文章,文中指出:“现在日本侵害了我们的东三省不算事,又要侵害我们的山东,这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存亡问题,应该发挥民族自卫的精神,无论是学界、政客、商人、劳工、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出来反对日本及亲日派才是。”

    5月26日,陈独秀又继续发表了《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一文,提出“公理不是能够自己发挥,是要强力拥护的”,我们“应该抱定两大宗旨,就是: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在《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两文中,他大声疾呼:“呵,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

    6月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170多人。次日,又逮捕学生800余人,从而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6月8日,陈独秀撰写了《研究室与监狱》的文章,文中写道,“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从5月4日到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随感录》,为学生运动尽心竭力,摇旗呐喊。

直接行动 不惜入狱

    1919年6月9日,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其中写道,“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低之要求:(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2)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部两机关。(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为了实现《北京市民宣言》中声明的“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亲自到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不料被便衣警察逮捕。

    侦缉队将陈独秀送交京师警察厅,并向警察总监报告:“今晚约八时,在新世界见一白帽西服人,上下楼甚频,且其衣服兜中膨满。即由文牍兼探员秦树勋、李文华跟踪侦伺。至约十时,该人潜往该商场五层楼之西南方黑暗处,其最下即该商场出入之门,手持传单,正欲往下扔撒,即由李文华下手逮捕……检其名片名陈独秀,并检出洋文信有汉文三字系《道字报》,及传单一大卷……”

    第二天,保安警察马队队长,将侦获陈独秀散布《北京市民宣言》的情形向警察总监进行了详细说明:“近日谣诼繁兴,新世界场内本队业已加派侦探,分在各楼严密察视。本月十一日下午九时余,本队探员杨林等在第四层楼上察有一人手提方包,似裹有印刷物品,当即在后尾随以备侦其动作。同时侦缉队等机关所派侦探均察其形迹可疑,尾随在后者人数较夥,该提包人,所提物件未敢散布,急趋下楼。行至二层楼时,神色匆遽,诡秘情形立时呈露,当经在场各探协力围捕,始未逃逸。同众检查所提包内系属《北京市民宣言》约有数百张,词意煽惑,据称为陈独秀等语。”

    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和全国学联等单位请释放、营救他的电文、协议书等相关档案。北京市档案馆藏

    在提讯中,陈独秀称:“伊系安徽怀宁县人,在日本留学法政毕业。前在北京大学校文科充当学长,自蔡校长去后,伊亦请假回籍。昨始由籍来京,今赴新世界商场在头层楼矮墙之上捡得传单一卷,当时看了三分之二,大意尚未看明。看完之后,遂将传单揣在兜内,不料被侦警看见扭获……至传单来历伊实不知情。”

    同日,在对陈独秀第二次提讯时,陈独秀镇定地陈述:“我今年四十一岁,住在北池子箭杆胡同九号……两个月前,我请假回南方,因为我家叔故去,尚未葬坟,回籍办理坟墓之事。我于前几天由南方回京,路过上海时,上海学生联合会一名姓徐的友人交给我一千四、五百张传单,叫我到北京散布……本月十一日下午七点钟,友人请我在浣花春饭铺吃饭,我拿着传单来到这里吃饭。吃完饭约九、十点钟,我到新世界散发传单,已散发出去数十张。发现有人在旁边盯梢,我就将传单揣在衣兜内,不料被官人捕获,带到这里。”

    随后,警察又对陈独秀位于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的家进行了搜查,搜出来一些传单及函件等。

    陈独秀被捕后,北京各报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引起京师警察厅的震怒。6月14日,京师警察厅以书面形式向国民公报馆发出警告,“一则曰:近日外间发布之《市民宣言》传单,政府疑为陈氏所发。再则曰:政府认此次学生风潮发难于北京大学,皆陈君鼓吹新思想所致,故有拘捕之举。……嗣后对于此等案件勿得妄加臆语,惑人听闻。”

社会各界保释营救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界、各省函电交驰,要求释放陈独秀。

    1919年6月15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致函京师警察厅,要求保释陈独秀。其中写道:“(一)陈先生夙负学界重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倘此次以嫌疑遂加之罪,恐激动全国学界再起波澜。当此学潮紧急之时,殊非息事宁人之计。(二)陈先生向以提倡新文学新思潮见忌于一般守旧学者,此次忽被逮捕,诚恐国内外人士疑军警当局有意罗织,以为摧残近代思潮之地步……基此种种,学生等特陈请贵厅将陈独秀早予保释。”

    第二天,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等几十人联名致函警察总监,要求保释陈独秀。6月20日,民国大学校长又联名几十人,要求保释陈独秀。其中写道:“陈独秀平日言论无论是否适当,然原其用意无非出于书生爱国之忧。……可否于陈独秀宽其既往,以示国家宽大之至意。”在几天的保释声浪中,学界有69人署名,其中,有著名的教授,也有普通的中学教员等。

    1919年6月25日,安徽同乡会致信警察总监:“……陈君本系书生,平时激于爱国之忱,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历年办理教育,潜心著述,在学界似亦薄奏微劳。……恳请阁下曲赐矜惜,准予保释。”次日,安徽省长也致电京师警备司令部、警察总厅,要求保释陈独秀出狱。

走出监狱 继续战斗

    在各方的压力下,1919年9月16日,京师警察厅司法处作出裁决,“《北京市民宣言》内容煽惑扰乱,诸多悖谬,据称此种传单是由上海学生联合会托其带京散放。据北京大学教授等、民国大学校长等、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及在京皖籍官绅等先后呈函,安徽省长来电称:陈独秀书生结习,好发狂言,然其人好学深思,绝无他种关系,请予保释”

    最后,京师警察厅司法处写道:“查陈独秀以传单煽人为乱,殊属违法,既据联名列保称无别情,看押三月有余,查尚知悛悔,姑念系属学子,拟从宽准予保释。”随后,在监狱里关押了3个多月的陈独秀当场领回被捕时所携带的物品,走出监狱大门。第二天,警察总监发出训令,命令陈独秀所居住的中一区警察署对陈独秀实行“豫戒”,由该地巡官随时视察,按月呈报情况。可见,陈独秀虽然出狱,但行动并不自由。

位于北京市箭杆胡同9号的陈独秀故居

    得知陈独秀出狱,社会各界都为之庆幸,各大报纸均以醒目的标题进行了报道;北京大学的进步团体举行了欢迎会;李大钊还写了《欢迎陈独秀出狱》的诗,热情赞扬陈独秀坚持真理的斗争精神。

    3个多月的铁窗生涯,并没有使陈独秀意志消沉,而是更坚定了他投入斗争的决心。由于《每周评论》在陈独秀出狱前即被查封,于是,他就集中精力为办好《新青年》投入了新的战斗。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5月3号 总第3368期 第一版

 

 

 
 
责任编辑:罗京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