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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苑春信——牡丹

作者:特邀撰稿人 倪晓一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9-04-28 星期日

    谷雨三候,一候牡丹,二候荼蘼,三候楝花。今年的谷雨时节,北京城中循例一场微雨,满城的牡丹花就在时而和煦、时而犹带寒意的季春风雨中悠然开放了。谷雨三朝赏牡丹,古人诚不我欺。极重农事、顺应自然的古人,自小寒节气开始就在花木的生长变化中收集着春的意象,通常至谷雨为止,以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个节气,为每一候选出了最具代表性的花木,于是,便有了生机盎然又饱含诗意的二十四番花信风。在这季春时节,欣赏着眼前的御苑春信、满目生意,笔者拟借助明清档案和历代文献,聊一聊牡丹的身世与典故。

元 青花缠枝牡丹纹罐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 珐琅彩雉鸡牡丹图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 粉彩开光玉兰牡丹图扁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 象牙编嵌染牙玉兰牡丹图团扇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起于山野倾城花

    在人们的印象中,牡丹以花朵繁硕、花形雍容端庄和气味清馨而别具特色,总是与国色天香、艳压群芳、花中王者这些文化标签形成密切的关联。但牡丹并非从一开始就如此受到青睐。隋唐之前,关于牡丹的文字记载较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牡丹独处于山野,寂寂无名。成书于汉末的《神农本草经》记载:“牡丹。味辛寒。主治寒热中风……一名鹿韭,一名鼠姑。生山谷。”此时,人们对牡丹的中药药效似乎更为看重,而“生山谷”一语,则点明了牡丹的出身。南北朝时,画家杨子华以画牡丹而闻名。隋朝,人们已经开始人工培植牡丹,并可培育出繁多的花色。《隋炀帝海山记》中有“易州进二十四相牡丹”的记载,所谓“二十四相”,就是24种颜色,以红、黄居多,如赭红、鞓红、飞来红、醉妃红、云红、天外黄、一拂黄、冠子黄等,名色纷繁且富于意境。时至唐代,上至宫廷下至闾阎,皆重牡丹。王维的《红牡丹》一诗中写道:“绿艳闲且静,红衣浅复深。”此时描写的牡丹仍犹如幽谷佳人,虽明艳而不失娴静。人们津津乐道于牡丹触怒武则天被贬谪洛阳的传说,称许其傲骨;也同样喜欢李白“名花倾国两相欢”“云想衣裳花想容”的诗句。刘禹锡的一句“惟有牡丹真国色”,直接将牡丹推上了花王宝座,殷文圭也赞美它“雅称花中为首冠,年年长占断春光”。自唐以降,古人不仅在园庭中种植牡丹,观赏牡丹,也吟咏之,图画之,牡丹成为诗画“常客”。以欧阳修为代表的深爱牡丹的文人,除了为牡丹创作大量的文学作品外,也不时有人为其制谱、做传记,研究其特性和培育要点,细品牡丹名色,并把牡丹“请”进了日常生活中。

    明清时期,牡丹不仅继续彰显着天家富贵,也走进了闾里乡野。人们服饰中的牡丹花样种类繁多,发式中有曾经盛行一时的牡丹头,至于建筑装饰、纺织品、陶瓷、漆器、玻璃器等工艺美术中的牡丹器形、纹样等更是难以胜数。人们不断发掘着牡丹所蕴含的多元之美。牡丹不仅花形圆满硕大,株形姿态雍容端丽,其香气也是典雅、蕴藉、悠长,令人难忘。

    牡丹可入药,就连曹公所著的《红楼梦》中也不忘将其纳入薛宝钗“冷香丸”的药方里,并在行酒令占花名时借罗隐描写牡丹的诗句“任是无情也动人”来对标宝钗。

    牡丹亦可入馔,是古人“花馔”的一个组成部分。花馔,即以花卉入饮食,自古有之,并非专为果腹,而是在饮馔中融入花之精魂,亦是对花之美的一种欣赏与表达。牡丹花入馔,除了《山家清供》所载“牡丹生菜”之外,亦有宋代袁文《甍牖闲评》:“……好事者多用牛酥煎牡丹花而食之,可见其流风余韵。”此语的前提是袁文读到苏轼的《雨中明庆寺赏牡丹》诗中有“故应未忍着酥煎”之句,故而感叹好事者因爱牡丹而用牛油煎食其花瓣。时至今日,以牡丹花瓣制作饮食者不乏其人。但以牡丹花入馔必须购买专供食用的花材。

    清人姚元之所著《竹叶亭杂记》中,收录牡丹花目多达百余种,既有按颜色、姿态命名,也有的具备明显的地域分野。试撷部分名色以飨诸君:绛红色系有建红、夺翠、花王、秦红、蜀江锦、万花主、一簇锦、丹凤羽、无双燕、珊瑚映日等;倩红色系有宋红、井边红、百花妒、鳌头红、洛妃妆等;粉红色有第一娇、锦帐芙蓉、万花夺锦等;素白色系有焦白、建白、尖白、冰轮、三奇、素花魁、寒潭月、玉玺凝晖、天香湛露、满轮素月、绿珠粉等;银红色系有铜雀春、独占先春等;墨紫色有烟笼玉盘、王家红、墨紫映金等;黄色系有栗玉香、金轮等;绿色系有豆绿、新绿、红线界玉等;间色系有瑶池春、藕丝金缠、斗珠、蕊珠、汉宫春等。此外,尚有胭脂点玉、惠红、海天霞灿、龙白、状元红、何园白、娇容三变等名色,难以胜举。

    人们把牡丹与春天、富贵、生命、雍容、圆满联系在一起,赋予了它多元的文化含义。可以说,至此“牡丹”在我国已发展成为源远流长的“全息式”文化现象,早已不是单纯的药物或花卉。《西溪丛语》中品评花中“三十客”,首推牡丹,称“牡丹为贵客,梅为清客,兰为幽客”,凡此不一而足。谈迁的《枣林杂俎》中记载时人品评的“江南二十八景”,其中便有“牡丹斗色”一景,可见牡丹虽有“洛城花”之名,但栽种范围早已不限北地。清雍正帝更是对牡丹作出了“天下无双品,人间第一花”的至高评价。

清 缂丝并蒂牡丹图轴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占断御苑好物华

    唐代徐凝的诗中曾有“三条九陌花时节,万马千车看牡丹”之句。春日赏玩牡丹的习俗,始于隋唐,历朝历代长盛不衰。明清时期,每当谷雨时节,大江南北赏玩牡丹蔚然成风。而御苑之中的牡丹花得天独厚,与紫禁城的主人们传出不少佳话。

    清康熙时期,文人江纬曾于畅春园向康熙帝呈进自己所画的写生牡丹册本共28幅,内中亦有鹤裘、罗浮香、天台奇艳等诸名,颇得康熙帝嘉许,江纬因此口占一绝记述此事:“文章半世无知遇,赖有丹青供圣明。”写生牡丹亦是宫廷中的一项风尚,在观赏牡丹的同时,命宫廷画师将其此时此刻的形态、色泽如实绘制并保存,以便将来的彼时彼刻翻阅、回味,与我们今天拍照发朋友圈以示纪念的心情又有何不同?

    雍正帝很喜爱牡丹,他也很注重收集各地的牡丹名品。如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记载,清雍正七年(1729)十一月底,郎中海望交圆明园“梁州所出牡丹花种五样,种牡丹方一件”,并传雍正帝口谕:“着交圆明园总管太监李德,选应种之处栽种试看,钦此。”此时牡丹的著名产地有洛阳、曹州、亳州等地,梁州似乎并非以此闻名,档案未载雍正帝自何人处得来牡丹花种和花方,但他对牡丹的关注可见一斑。能以种子育出花苗,御苑想来不乏莳花高手。

    乾隆帝对此也颇有自信。乾隆二十九年(1764)十月二十三日,乾隆帝上谕:“山东巡抚向来有岁进牡丹之例。此等花卉京师皆能莳植,何必远道进献?嗣后着停止。”一则可知京师、宫廷培植牡丹已达到一定境界,二则向臣民表明自己崇尚节俭之意。虽蠲免了山东进贡牡丹,而长芦盐政岁贡牡丹仍延续至清代晚期。乾隆帝做过多首吟咏牡丹的诗作,并在其御制诗集的自注中多次深情追忆一段往事:“……是堂即旧所谓‘牡丹台’者。康熙壬寅,皇考奉皇祖侍宴于此,始以予名奏闻。此予受恩之始。”“予十二岁蒙皇祖于圆明园之牡丹台召见,即命养育宫中。”足见牡丹台对于乾隆帝来说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康熙帝的含饴一笑,对于乾隆帝来说或许是永恒的回忆。他写牡丹诗,也画牡丹画,并对此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岂必染黄更渲紫,一般神韵足风华。”在《题金廷标仿女史陈书画册叠题陈画韵》的组诗中有一首题为《蝴蝶凤仙牡丹》的诗:“虫谱禽经凑合奇,翅黄相映尾红丝。蝶真花幻曾何别,识取其名未命时。”立意均能不落俗套。

    那么,明清时期宫内何处栽种牡丹?数量有多少?明代记录较少,唯见《明会要·殿》载:宫内“永寿殿、观花殿,殿植牡丹、芍药甚多。”而清宫牡丹,则可借助清代档案记载一窥端倪。在每年农历的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初,即将进入隆冬时节之际,内务府会为紫禁城及附近园囿中的牡丹罩上专门订制的花罩御寒,根据档案记载制作花罩的数量,我们可以大致了解牡丹的栽植情况。

    以嘉庆九年(1804)为例,入冬时内务府曾为御花园牡丹制作花罩93个,为建福宫牡丹制作花罩12个,为养心殿两边西洋池子牡丹花12墩制作花罩12个,为北海浴兰轩的“牡丹花地二座”所栽种的牡丹花16墩制作花罩16个,为南海瀛台制作牡丹花罩46个。该年份档案记载的牡丹数量为179墩。此后直至咸丰十年(1860),上述各处的牡丹数量几乎没有变化。但档案中并未统计京郊各处园囿的牡丹数量。吴振棫《养吉斋丛录》中记载:“‘镂月云开’殿以香楠为材,在富春楼后。前植牡丹,后列古松,旧名‘牡丹台’。”此处也即乾隆帝初见其祖父之所在,即今仍栽植各色牡丹花成海,弥望满眼,尽为国色。如果将圆明园等处园囿的牡丹也逐一清点,想必数量极为可观。经费上,单单每年制作并油饰上述179座花罩这一项工程,所需料、工银约需40两至50两,也可见宫廷用于养护牡丹花的支出不菲。

    清雍正七年(1729)十一月二十九日,雍正帝谕令内务府造办处于圆明园试种梁州牡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慈禧作为另一位牡丹的“发烧友”,在她主政期间,曾在宫内各处添植牡丹。如同治四年(1865),添种储秀宫牡丹8墩、钟粹宫牡丹6墩、养心殿牡丹6墩、御花园牡丹6墩等,共63墩。她还以自己绘画牡丹的技法为荣,时常绘制着色牡丹,并颇具自信地将牡丹画作赏赐来使、近臣等。例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赏德国使臣穆默御笔牡丹画一轴,由外务部负责转交;同年,赏两广总督岑春萱“御笔牡丹折扇一柄,蓝直径纱、石青实地纱各一端”,以示勉励。作为赏赐给各国公使、使臣夫人们的礼物,内廷栽植的牡丹花也是慈禧经常选择的对象。据刘声木《苌楚斋续笔》中记载:“高宗纯皇帝以牡丹花为国花……颐和园新栽牡丹,德宗景皇帝名之曰国花台,见于善化瞿文慎公鸿禨诗集自注。”这种说法虽未经考证,却也是时人多将牡丹视为最具国家气质花卉的心理折射。

神存富贵传春信

    宫廷中,牡丹的首要寓意是富贵。或许是因为周敦颐《爱莲说》中一句“牡丹,花之富贵者也”,也或许是其雍容娴雅的姿态令人自然生此联想。在宫廷使用、装饰或制造的各类器物当中,牡丹堪称吉祥图案的百搭之王。牡丹与玉兰、海棠组合,意为“玉堂富贵”,搭配秋海棠则是“富贵满堂”,蝴蝶牡丹为“捷报富贵”,牡丹与缠枝莲则是“连连富贵”,搭配石榴、佛手、桃子则是“富贵三多”。那么,“万代富贵”“富贵福长”“富贵千秋”“荣华富贵”“富贵祥和”这几种吉祥图案中牡丹的“队友”们是哪几位呢?答案是卍字、绶带、蝙蝠、盘长、牵牛花、芙蓉花、荷花。

    《大明会典》中记载,明代皇后礼服冠上“花树”须用牡丹花装饰:“永乐三年(1405),定九龙四凤冠。漆竹丝为圆匡,冒以翡翠。上饰翠龙九、金凤四。正中一龙,衔大珠一。上有翠盖,下垂珠结,余皆口衔珠滴,珠翠云四十片。大珠花十二树,皆牡丹花,每树花二朵;盖头二个,翠花九叶。小珠花如大珠花之数。”此外的后妃冠服中使用牡丹花饰也颇多。

清 藕荷色缎绣牡丹团寿纹氅衣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代后妃服制虽未像明代一样对何处用牡丹花有明确规定,但从存世实物来看,写实的牡丹花或抽象出来的牡丹纹样触目皆是。

    牡丹,不仅在和煦的春风里自在摇曳,在美人们的鬓边含情凝睇,在绣工精良的华服上绚丽夺目,同时也出现在屋栋间,画屏上,在书案的一隅,在品茗饮酒的壶盏觥筹之间,在锦帐中,在绣枕上,在团扇内,在香烟袅袅的炉顶,甚至停驻于一方精美绝伦的墨锭。

    富有、高贵,一为物质层面的丰裕,一为精神层面的卓绝,这是对“富贵”的内涵揭示,也是人们对牡丹、牡丹文化的集中期许。

    欧阳修挚爱牡丹,曾写“最好花常最后开”之句寄人,称道牡丹在春天最后一个节气方始盛开,是姗姗而来、为春天压轴的“最好花”。“神存富贵,始轻黄金”。牡丹绽放之处,那赏花人,惟愿你亦如牡丹一般妍雅而庄重,潇洒而从容。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4月26日 总第3365期 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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