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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洋务大棋局

作者:特邀撰稿人 吉朋辉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9-04-02 星期二


清光绪十年(1884)六月十五日,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向阿摩士庄厂订购
“超勇”“扬威”两船水缸通管后尾轮轴拨款事致天津海关税务司好博逊札。

    文献遗产名称:李鸿章在天津筹办洋务档案文献

    文献形成年代:1879年(清光绪五年)——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

    文献数量:252件

    文献保存者:天津市档案馆 

    《李鸿章在天津筹办洋务档案文献》详细记录了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内,以天津为中心覆盖华北区域的洋务实践活动。李鸿章在天津组织筹办的各项洋务事业包括军械制造、北洋海军基地建设等军事工业,还包括电报电话、近代邮政、铁路交通等民用工业,并对近代教育、医药卫生、救济慈善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该档案文献也从一个侧面记录了李鸿章办理租界、外交事务的情况。这对客观评价李鸿章洋务思想和实践活动,研究天津近代经济及华北区域经济发展、中国近代化进程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天津的洋务事业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末。时任三口通商大臣的崇厚首创天津机器局,生产枪炮、火药,创业之初,筚路蓝缕,收效甚微。清政府意识到洋务事业必须有强大的执行力和过人的胆识作为保障,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1870年,清政府将三口通商大臣裁撤,改设北洋通商大臣,并且规定由直隶总督兼任。清廷发上谕说,所有天津洋务事宜,李鸿章必须“随时相度机宜,悉心筹划”。李鸿章从天津机器局入手,在天津着着实实下了一盘洋务大棋。

天津机器局:造就“洋军火之总汇”

    天津机器局作为天津洋务的“龙头企业”,被清政府寄予厚望。这个工厂在崇厚的手里一直是不温不火,李鸿章接手后,立刻开始了人事“大换血”。他撤去了原来的洋总办密妥士,代之以自己的亲信、原上海机器局督办沈保靖,其他人员也大量换成了南方人,李鸿章由此完全掌控了机器局。此后的十几年间,李鸿章对天津机器局先后进行了五次规模较大的扩建,到了19世纪90年代,天津机器局每年可以生产“火药六十至一百多万磅、铜帽五千万粒、子弹四百万颗、炮弹六万余发、水雷数百个”,除了供给北洋防务和淮军之用,还可以供应河南、吉林、热河、察哈尔、黑龙江等地的军需。李鸿章曾得意地把天津机器局称为“洋军火之总汇”。

    这个颇具规模的军工厂对天津乃至整个北方的工业近代化都起到了带动辐射的作用。工厂的蒸汽动力需要大量的煤作为燃料,而当时中国土产煤的质量不能满足锅炉的使用,崇厚筹建时,启动所用的1000多吨煤是和机器一起从英国运来的,后来又改用日本长崎的煤,致使机器局的成本居高不下。此外,轮船招商局、北洋水师也是用煤的大户,如果都依赖进口,清政府根本无力负担。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李鸿章令人于天津附近勘探煤矿,这才有了1878年开平煤矿的创立。后来为了减低运煤的成本,从1880年至1888年,李鸿章又决定修建了唐山至天津的铁路,成为我国早期铁路建设的里程碑。

军事自强:从购买洋船到自制“潜水艇”

    1875年,李鸿章奉命筹建北洋水师。最开始只订购了四艘“蚊子船”,这是一种船身小但装有巨炮的浅水炮船,只能用于近海防御,根本无法出洋作战。随着日本海军实力的增强,中国急需能够与之抗衡的巡洋舰。但最为强大的铁甲巡洋舰价格高昂,李鸿章因一时经费不足,只能退而求其次,先购买了两艘非装甲巡洋舰,即由英国制造的“扬威”号和“超勇”号,北洋水师终于开始展现出近代化海军的面貌。在“致远”“镇远”等铁甲巡洋舰到位之前,“扬威”和“超勇”一直是北洋舰队的主力战舰。到19世纪90年代为止,李鸿章先后为北洋水师购买了25艘战舰,打造了一支硬件实力在亚洲首屈一指的近代化海军。

    船只投入使用后需要保养、维修,最初每次都要远赴上海、福州等地,一旦遇有战事,很容易贻误军机。1880年,李鸿章奏请清廷在天津大沽口建造了一座军用船坞,专门用于修整北洋水师的军舰,这就是大沽船坞。到1885年,大沽船坞已经拥有6座船坞,还建成了打铁厂、锅炉厂、铸铁厂、模件厂等配套设施。这座船坞平时修理军舰,冬天可用于军舰驻泊避冰。北洋水师的25艘战舰中,除了“定远”“镇远”等7艘因吨位过大进不了船坞,其余的18艘都在大沽船坞进行过多次维修。 

    大沽船坞的技术人员在装配合龙外购船舶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开始制造一些吨位不大的挖泥船、驳船。后来,又在外国技师的指导下装配了一些较大的轮船。其中,最大的一艘是1886年建造的“遇顺”号钢壳拖船,其长度达38.4米、宽6米。到1911年,大沽船坞共建造过兵轮12艘。当然,造船所用的机件主要还是购自国外。天津机器局的造船历史比大沽船坞更为“传奇”。早在1875年,天津机器局就已经造出了中国第一艘抓斗式挖泥船,当时的文献这样描述道:“以铁为之,底有机器,上有机架,形如人臂,能挖起河底之泥,重载万斤。”后来,不但为李鸿章建造了一艘“仙航”号小汽船,为慈禧太后建造了“翔云”“捧日”两艘小汽船;更神奇的是,在1880年9月,天津机器局还造过一艘“水底机船”。这艘船“式如橄榄,入水半浮水面。其水标缩入船一尺,船即入水一尺。若涉大洋,能令水面一无所见”。这是见于史料记载的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艘“潜水艇”。

科技前沿:电报引来“得律风”

    电报于1844年由美国人莫尔斯推广应用,但清王朝迟迟未能引进。1880年,在中俄伊犁谈判过程中,因为消息传递缓慢给我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李鸿章由此看到了电报这种新技术在军事上的巨大作用,即可以“号令各营,顷刻响应”,于是,他奏请清廷试办电报。清廷批准李鸿章先在天津铺设一条电报线,这条线以天津直隶总督行署为起点,经天津机器局东局及紫竹林租界和招商局,至大沽炮台及北塘兵营,是为中国近代电信事业的开端。1881年,又建成了从天津至上海的长途电报线路,并设电报总局于天津东门内,李鸿章担任总裁。到1889年,我国已经建城了以天津为中心的电报干线通讯网,按照李鸿章的说法,其范围“遍布二十二行省,并及朝鲜外藩,殊方万里,呼吸可通,洵称便捷”。

    后来,电报将它的“孪生姐妹”电话也引进了天津。1885年3月15日,李鸿章给天津海关税务司的德璀琳发去一件札文,商议设立“得律风”局的事宜,其费用由天津海关承担。“得律风”,即英文电话telephone在当时的音译。此事的筹备始于1884年,天津电报局奉李鸿章之命规划了两条电话线路,分别是从紫竹林新关南栈起至大沽海神庙新关公所止、自大沽新关公所起至炮台内新关挂旗处止。可以看出,电话线路和最早的电报线路基本是重合的。到了1885年底,电话线已经铺设完毕,并设立两个得律风总局、四个得律风分局,由天津电报局洋人璞尔生负责管理。这是国内最早由中国人自己铺设的电话线路。

    李鸿章在天津的洋务事业还包括邮政、教育、航运等。这些事业虽然并没有引导中国走向富强,但毕竟开创了风气、培育了人才,并在天津这一方土地上生根开花,使其成为近代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3月29日 总第3353期 第四版

 
 
责任编辑:段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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