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浅尚寒。今年2月12日，一场“迟到”的瑞雪给了北京一个惊喜，久盼她的人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纷纷走到户外履冰踏雪，好不惬意，似乎忘却了寒冷。不过，今天的人们享有多种便捷的取暖方式，即便天寒地冻，仍然能一室生春。但在过去，若说到最基本、最传统的取暖途径，总离不了炭、盆、炉这几宗器具，它们在漫长的历史中衍生出丰富的形式。本文就借助档案和文献记载，来说一说明清时期最常见的几样冬日取暖“神器”。
有炭名红萝
炭，对身处漫漫冬日里的人们来说，就是温暖的来源，虽不起眼，却留下了不少典故。古人所用的炭一般是木植经专门烧制而成，呈块状或条状。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荆楚岁时记》中记载：“十月朔，有司进炉炭，民间置酒，作暖阁试炉。”农历十月即冬月，此时人们开始使用炉和炭，久成习俗。白居易的《卖炭翁》让人们除了感叹当时社会的不平外，也能清楚地了解到制炭的艰辛。孟郊在《答友人赠炭》中写道：“青山白屋有仁人，赠炭价重双乌银。驱却坐上千重寒，烧出炉中一片春。”其实，在酷寒的时节将来之不易的炭赠予他人，不只是诗人写的“送温暖”这么简单，而更是给予身处冻馁困厄中的人们多了一线生机，“雪中送炭”也因此成为慷慨、高义的代名词。明清时期，“炭敬”与“冰敬”并称，实际是地方官吏和下级官员贿赂六部司官的名目，以天寒添炭为名送银钱，看似风雅，却让炭平白担了“污名”。或许正是因为彼时炭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它的“身影”不但常出现在画家的作品中，如由清代郎世宁等人绘制的《弘历雪景行乐图》中就有用炭火取暖的场景，而且在近年来的古装剧里也多次出现与炭相关的故事情节，如热播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一开篇就是女主角的生母失宠，管家克扣分例银丝炭，导致母女俩不得不忍冻苦捱。可见，炭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
“红萝炭”确有其物，为明清时期宫廷使用的品质优良木炭。档案中亦有“红螺炭”或“红罗炭”的写法，当指同一事物。《明宫词》中有“吴绫披拂彩装真，上用红罗出惜薪”之句，据《酌中志》里解释为：“惜薪司，凡宫中所用红罗炭者，皆易州（今河北省易县）一带山中硬木烧成。用红土刷筐盛之，故名红罗。”照此来看，红萝炭得名的原因是其盛具为红色的箩筐，似乎“红箩炭”更为恰当，但清代档案中却未见这一写法。不同文献对其称呼莫衷一是，为行文方便，本文采用档案中使用最多的“红萝炭”。
清代档案中留有大量关于查核买办内廷柴炭的记载，根据这些记载，红萝炭确实多产自易州，当地百姓以烧炭为生者被称为“窑户”，内务府专门在产地设厂，每年从窑户手中收炭，再运至京城，贮藏于专设的柴炭库，用时按例发放。
宫中每年的红萝炭用量很大。据档案记载：乾隆十二年（1747），宫内及圆明园共用红萝炭12.3万余斤、黑炭63万余斤、煤41.6万余斤、木柴39万余斤。红萝炭耐烧而不易爆烟，灰烬呈银白色，品质非凡，主要供应皇太后、皇帝、后妃等日常起居各处所取暖，而黑炭、煤、柴、白炭则主要用来烹饪、熏炕、烧炼工艺品等。
清帝多标榜爱惜民力，提倡节俭，这也体现在对宫廷柴炭用项的严格稽核上。乾隆时期，在每年定期核销的基础上，更建立了将当年所用柴炭数目与上一年进行比对的制度，鼓励节约，并收到了实效。清代内廷每年消耗柴炭的数量远低于明代，乾隆朝的柴炭用量也低于康熙朝。在乾隆朝三十三年（1768）七月三十日的一件上谕中，曾将明代和康熙朝、乾隆朝宫里所用的柴炭数量加以对比：明代内廷每年用红萝炭等柴炭“共一千二百八万余斤”，康熙年间内廷已经大幅缩减，每年“用一百万余斤”，而乾隆本朝每年用红萝炭等柴炭“共七八十万”斤，数量下降显著。到了乾隆四十六年（1781）时，红萝炭已然下降到4.8万斤，更为节俭。可见，明代皇帝虽建有“惜薪司”却徒有其名，从实际的惜薪行为上考量，远不及清代皇帝。
清 郎世宁等绘 《弘历雪景行乐图》（局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即便如此，内廷每年柴炭的用量在今天看来仍然十分可观。例如，在红萝炭已经大幅缩减的乾隆四十六年（1781），采购内廷及圆明园所用的4.8万斤红萝炭和296万斤其他柴炭，共花费白银1.58万两，“取暖费”依然高昂。一则彼时京城冬日天寒，取暖周期较长，每年皆在百日以上；二则宫室众多，宫内贵人亦多，柴炭用项出口既多，必然耗费不赀。试举一例：养心殿东暖阁设有火盆一个，每日例炭是10斤，乾隆三十三年（1768）烧了110天，仅这一个火盆一年就用了1100斤红萝炭，靡费可想而知。当然，日耗10斤炭的大火盆并不多，多数盆、炉的日例或3斤、或2斤，但数量庞杂加之涓滴不懈，终不免汇聚成渊。
盆炉蕴春意
虽然地龙、火炕、暖阁这些北方的传统采暖设施在紫禁城中也不鲜见，但说到灵活多样、室内外皆宜的取暖器具，还要属火盆、炭炉。
火盆也称炭盆。盆与炉多为铜制，内置炭火，区别不过器型而已。北宋的《广韵》中这样写道：“炉，火牀（床）。”而元朝的《韵会》中则释之为“火函”。实际上，炉因为种类繁多，用途多样，也常见将“盆”混称为“炉”的情况。例如在《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之“烘炉观雪”图中，美人身畔放置的就是一只通体泛绿颇具古意的火盆，盆中炭火红郁，周围隐约有氤氲之象。所谓“烘炉”，实则是“烘盆”。而《胤禛行乐图册》之“围炉观书”图中，雍亲王脚踏一只鎏金火盆正在夜读，火盆十分精致，盆足为象首状，盆边闲闲搭了一双金色火箸，隔扇外古瓶内插有梅花，身侧矮几上茶食俱精，要让整个画面既不失皇家气度，又流露出温馨惬意的气息，这一只暖融融的火盆是必不可少的。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档案中对盆、炉的叫法也没有严格区分，就如养心殿东暖阁日耗10斤红萝炭的“宝贝盆”，有时也被写成“宝贝炉”，足见一斑。
那么，内廷常设的火盆炭炉大约有多少呢？据档案记载，乾隆三十四年（1769），养心殿、九州清晏常设火盆各3个，养心殿熏床炉1个；坤宁宫、漱芳斋东次间、高云晴、金昭玉粹、德日新、绛雪轩、悦心殿、承光殿、古柯庭、寿安宫等处各设火盆1个；承观堂、兰室、同豫轩、慈宁宫等处各设火盆2个。圆明园原有炭火炉55个，至乾隆三十四年（1769）时减至18个。这些火盆、炭炉的燃料均为红萝炭，但大小不一，耗炭量各异。
盆、炉虽为常设之物，但使用的天数并不固定，多则百余天，少则十余日，甚至数日，点燃或停熄一处的火盆，是根据帝、后等人的活动范围来决定的，这或许也是乾隆朝得以节约用炭的一个原因吧。除了常设盆、炉外，何处有筵宴，哪里要诵经祈福，均可临时添设火盆，用后即撤，充分体现出这类取暖方式的灵活性。
在炉上加罩隔热，即可成为薰笼。薰笼可视为火盆、炭炉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用途更为丰富。可别小看了这一罩之功，既可避免直接炙烤，也可防止炭灰飘散。除了取暖，还可将衣物搭在罩上进行薰蒸，使之保持干爽而又馥郁芬芳。大薰笼甚至可供人睡卧。如《红楼梦》里第五十一回写晴雯、麝月值夜，晴雯便是睡在薰笼上。薰笼罩以竹编者常见，但也并非全然如此。《西京杂记》中记载：“汉制薰笼，天子以象牙为之，笼上皆散华文，后宫则五色绫文。”汉皇以象牙编制为薰罩，可谓豪奢。白居易的一句诗“斜倚薰笼坐到明”写尽后宫哀怨。而清代陈洪绶所绘《斜倚薰笼图》，美人所倚靠的，便是竹编笼下覆盖着一只精美的薰炉。清代著名女词人顾太清曾作《南乡子·云林嘱题薰笼美人图》，其上阙云：“窗外雪昏昏。人倚薰笼昼掩门。寒恋重衾眠不起，氤氲。一瓣心香谁与焚。”亦是相同的题材和情境。
明末清初 陈洪绶 《斜倚薰笼图轴》（局部） 上海市博物馆藏
盈袖随身暖
若说到灵活便利，火盆、炭炉、薰笼等虽比地龙、暖阁方便许多，搬抬可走，但比起手炉来仍是远远不及的。
手炉是旧时冬天人们随身取暖用的小炉，因其小巧灵便，人们将其或捧于手中，或抱于怀内，或纳入衣袖，故而又称捧炉、袖炉。通常可分内外两层，加盖炉盖，盖必镂空，炉的上部配有提梁，其内胆多以铜制成，因需置燃炭于其中，金属可耐高温；外壳则没有太多限制，取材较多，并可应用鎏金、錾花、画珐琅、描金漆等多种工艺进行装饰。手炉以圆和椭圆为基本器形，亦有方形、八角、梅花、瓜棱、龟背、海棠等，不一而足。
手炉的起源说法不一，但它进入人们的生活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冬日萧索，室外奇寒，捧一只精致温暖的小炉随身，既可御寒，更添风雅。《采兰杂志》中记载：“（北齐）冯小怜有手炉曰辟邪，足炉曰凫藻，皆以饰得名。”宋代吴文英的词中曾写道：“寒压重帘幔拖绣。袖炉香，倩东风，与吹透。”清人汪东也在《绛都春》中写道：“袖炉熏透梅花，寸心自暖。”不仅言其暖，更言其香。当时，手炉的炭火里往往和着香饼儿或散香，或者炭本身就是特制的香炭。《酌中志》载：“厂中旧有香匠，塑造香饼兽炭。”兽炭是指制作成兽形的炭，也泛指制作精良的上品炭。这里由香匠制作而成的香饼兽炭，可能是以炭屑合香，再塑成瑞兽形状。炉炭不过燃后即弃之物，古人却依然会花费许多心思和时间赋之以精美的外观、甜香的内在，虽一物之微，亦见雅致。
明清宫廷手炉名目繁多，工艺精美，寓意吉祥。《万寿盛典初集》中记载，户部尚书穆和伦等进单中有“哥窑卍字手炉”。《国朝宫史》中记载，乾隆十六年（1751）逢皇太后六旬万寿，进献物品中有“暖律回春铜手炉九件”；乾隆二十六年（1761）逢皇太后七旬万寿，连续多日进献，其中也有“兰幄春温漆手炉”“温室春调铜手炉”“阳和回律广珐琅手炉”各9件。从存世的宫廷手炉实物来看，既涵盖了瓷、铜、漆、珐琅等丰富的材质，更极尽錾刻、雕镂、绘画之能事，其盖、身、提梁均有华美纹饰，寓意也极尽美好。
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1783年1月19日），工部尚书福隆安等关于核销乾隆四十六年（1781）供应内廷煤炭用过钱粮数目的题本。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明清时期手炉使用范围广泛，可入宫苑，能进考场，更宜家常。宫内用手炉的数量很大，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月，造办处下设的铸炉处一次就销毁过1027件旧铜手炉。据档案记载，粤海关年贡清单中有铜手炉4对，是例行进贡物品。皇太后、皇后等人宫内的基本陈设物品中亦有手炉这一项。乾隆四年（1739）二月初五日上谕中写道：“会试届期，天气尚觉寒冷。凡入场士子，除照例赏给棉氅衣及姜汤茶饼外，着按名给与木炭，许其携带手炉，以温笔砚。”一只手炉，寄托了天家对考生们的殷殷关切。而在《红楼梦》中，手炉也多次出现。除了经典的“探宝钗黛玉半含酸”回目里黛玉借雪雁送手炉一节暗讽宝玉、宝钗二人之外，第六回讲刘姥姥初入荣国府第一次见到凤姐时，便有她“手内拿着小铜火箸儿，拨手炉内的灰”的描写场景，还有第十九回写袭人归家，宝玉只带了茗烟一同去她家里探望，让袭人一家又惊又喜，且看袭人如何招待他：“将自己的坐褥拿了铺在一个杌上，宝玉坐了。用自己的脚炉垫了脚，向荷包内取出两个梅花香饼儿来，又将自己的手炉掀开焚上，仍盖好，放于宝玉怀内。”在这些信手拈来的笔墨当中，写出了对时人而言冬日里一只小小的手炉是何等家常、何等亲切。
古人在漫漫冬日里，虽然不免寂寥，然而却有围炉夜话、烘炉观书之乐，或是捧炉清游、踏雪寻梅之趣，这样正可以蓄暖蕴香，静待春天一步步走来。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3月1日 总第3341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