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北伐完成，南京国民政府亦已成立，国民党成为执政第一大党。在国民政府国务会议决议铸造国玺之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也把制作党玺列入了议程。
“中国国民党之玺”与“中华民国之玺”可称为“孪生玺”，是由陈济棠捐赠的同一块玉料一分为二，交由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设计、制造的。
1929年7月，国民党中常会听取秘书处报告：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将“中国国民党之玺”的设计图送达中央党部，原设计图有四份：第一图为覆斗纽，并用三台形暗示“三民”，纽的四边用5条围纹表示“五权”，纽顶绘国民党党旗图案表示党权高于一切；第二图为交环纽，纽上绘有30颗五角星，暗示30个行省（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将全国划分为30个行省）；第三图为三台纽，用三台暗示“三民”；第四图为地球纽，地球形上绘国民党党旗图案并有30颗星环绕，表示30个行省拥护党徽之意，下为三台，暗示“三民”。中常会决议采用第一个设计图，但对设计图略作修正，原设计图的玺纽顶面是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旗图案，中常会修正为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徽图案。“中国国民党之玺”的篆文也颇费心机。篆文的体式布局由国民党元老吴敬恒亲自审定。
吴敬恒，江苏武进人，字稚晖。他参加过康有为、梁启超的“公车上书”活动，主张维新变法，推行新政；曾东渡日本，西至英法，后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历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委、中央研究院院士等职。他自幼学习大篆，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篆体家，与于右任、谭延闿、胡汉民并称“民国政界四大书法家”。因此，“中国国民党之玺”的篆文由吴敬恒审定是情理之中的事。吴敬恒审阅后认为，应将“国民党”三字匀写，但技正王禔认为“党”字笔画较繁，与“国”“民”两字匀写殊觉不相称，如必匀写，将来刻出亦必不佳，建议将“国”“民”两字匀写，而“党”字稍大。王禔的建议得到了国民党中常委的批准。吴敬恒以篆书名世，不会不知章法的“分朱布白”，但吴敬恒是民国出了名的“风尘逸士”，为官低调，他与戴季陶看了印铸局局长周仲良对“中华民国之玺”的题识，认为该文中“党权高于一切，实为随俗之误会”，故而吴敬恒提出“国民党”三字匀写的用意即在于此，但王禔的建议与设计图中的“党权高于一切”不谋而合，符合大多数中常委特别是蒋介石的意愿。因此，“党”字比“国”“民”都大，既是达到了艺术的效果，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由于“中国国民党之玺”在设计制作中的这些曲折，以致完工时日延误，所以“中华民国之玺”在1929年“双十节”启用，而“中国国民党之玺”则晚了1个多月，于10月30日完工，由刘云逵将玺以及宝匣、印泥等附件一并送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11月20日正式启用。
“中国国民党之玺”为正方形，纽顶为国民党党徽图案，之所以同“中华民国之玺”称为“孪生玺”，从玉质和形制来看，除了玺纽形式与“中华民国之玺”不同外，其余如玺面正方13.2厘米，台高9.2厘米，重90两7钱（3.467千克），由王禔篆写朱文，均与“中华民国之玺”体式相同，只是玺面略微小了一点点。
依照党玺使用办法，“中国国民党之玺”主要用于国民党中央颁授之隆重勋章、荣典与颁匾等事项。党玺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指派专人负责保管，非经党主席或中央常务委员会的核准，不得使用。
1949年，国民党撤往台湾时，蒋介石出于安全考虑，没有把“中国国民党之玺”与“中华民国之玺”一同运抵台湾，而是兵分两路，“中国国民党之玺”由国民党大佬郑彦棻特别委托秦孝仪连同“荣典之玺”一起，沿着“中华民国之玺”“总统之印”运往台湾的线路，经海口带去台湾。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1月4日 总第3319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