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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行,暴行,还是暴行!

——外国人目睹之南京大屠杀

作者:曹必宏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8-12-13 星期四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出于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迫使中国政府俯首投降的罪恶目的,采用极其野蛮的手段,对和平居民及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进行了一场有预谋、有组织、有指挥,长达6个星期的血腥大屠杀。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曾有20余位外国人士留守南京,并组织有“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后改称“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等团体。这些外国人士在保护和救济南京难民的同时,耳闻目睹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全过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曾将他们所知的日军在安全区内的暴行逐日记载下来,并形成报告,以向日本大使馆抗议。同时,这些外国人士中的大多数人还以书信、日记等形式,记载了他们的所见所闻。马吉更是用摄影机拍摄了其亲见的日军暴行电影胶片。这些外国人士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字和影像资料,为我们从更多的层面了解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血腥屠杀 惨绝人寰

1947年2月6日,南京金陵大学历史学教授贝德士博士
向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递交的关于日军在南京暴行的声明书。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文件和留守南京外国人士的日记、书信中,记载了大量有关侵华日军在南京血腥屠杀的暴行。

    日军占领南京后,不问男女老幼,见人就杀。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在日记中记载:“任何人由于恐惧或受惊而逃跑,任何人天黑以后在街头或小巷被流动巡逻兵抓住,几乎都会被就地处决。”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美国传教士马吉在1937年12月14日傍晚,曾亲眼看到日军将五六千中国人押走集体枪杀。他在1937年12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他们四个一排被绳子捆着,其中有一个人没穿裤子,他们在街上被赶着走,人数众多(当我遇到第一批时,天还没有黑,因此看得很清楚),大约有5000~6000人。几天来,我们都能听到机枪的声音,不仅这五六千人,还有城市其他地方许多人被枪杀。没有办法能算出有多少人被枪杀。”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商人拉贝在1937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也有日本人将中国人拉出去集体枪毙的记载:“我们遇见了一队约200名中国工人,日本士兵将他们从难民区中挑选出来,捆绑着将他们赶走。我们的各种抗议都没有结果。我们安置了大约1000名中国士兵在司法部大楼里,约有400到500人被捆绑着强行拖走。我们估计他们是被枪毙了,因为我们听见了各种不同的机关枪声。”南京国际安全区总干事费吴生和拉贝的日记中都记载了1937年12月15日,日军将一个难民营的1300人全部捆绑起来拖走枪毙的案例:“人们被排成行列,并用绳索捆绑成大约百人一群,由士兵持刺刀监视;那些人戴的帽子被粗暴地撕毁丢在地下,凭借汽车前灯的灯光,我们看见他们走向自己的末日。”对于日军的暴行,美国传教士麦卡伦在致家人的信函中写道:“我从未听过或见过如此暴虐。暴行,暴行,还是暴行!我们估计每晚至少有1000起案件,而白天也有许多。只要是反抗或稍有不顺从,立刻被刺刀捅戳或枪击。”美国传教士福斯特在1937年12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他们搜寻士兵,成批抓人而不问是否背过枪。他们残忍地屠杀其中的绝大多数。我们听说,他们(日军)把两三百一群人带到一个池塘,逐个枪决让他们掉进水中。另外一大群被迫走进一座昏暗的棚屋,周围架着机关枪,他们被活活地烧死。”

    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手段极其野蛮残忍。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金陵大学教授史迈士在1937年12月27日的日记中记载,日军将在金陵大学难民登记中承认当过兵或当过部队夫役的200多人驱至古林寺附近,“在那儿被130名日本士兵用作刺刀靶子”。马吉则在鼓楼医院见到了一位被日军刺死的7岁男孩的尸体,“肚子上被刺了四至五刀”。费吴生曾看到一个被烧死的人:“头烧得焦黑,眼睛和耳朵没有了,鼻子残缺不全……他是被捆在一起的几百人中的一个,汽油泼在他们身上而后点火。”马吉在1937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最可怕的案例是那些被刺或枪击后的中国人又被浇上汽油焚烧。其中一名受害者是下关的一个小船主,他的身体被烧得漆黑,后来死在医院。”他在下关堤岸上还曾看到“三堆黑乎乎的尸体,部分被火烧过”。

    在日军屠杀政策下,南京的大街小巷、沟渠塘边,到处是遇难者的尸体。拉贝在1937年12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通往下关的中山北路上横尸遍地……挹江门被炮火打得千疮百孔,城门前到处是成堆的尸体。”她还在1937年12月22日的日记里记载了在安全区内的一些池塘里发现了大量被枪杀的平民尸体,其中一个池塘里就有30具尸体。在马吉拍摄的电影胶片中,我们则看到了这样一幅悲惨的画面:在南京的一个池塘里,有40多具尸体,他们双臂都被反绑在背后,据解说词所说,这些人大约是在12月26日被日军枪杀的。

    对于日军在南京屠杀无辜者的血腥暴行,贝德士曾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我自己亲眼看到枪杀平民的完整过程,没有任何激怒原因或其他明显的理由,从我的房屋中抓走一个中国人并且枪杀了。从隔一道门的邻居房屋中抓走两个男人,当时(日本)士兵们抓住并强奸他们的妻子,他们在惊吓中起来,被带走并在靠近我家的塘边枪杀,尸首丢在塘里”,“大批中国士兵在交出武器投降后,于最初72小时内,迅即在城外被机枪扫射处决,大多数在扬子江边。我们国际委员会雇工人搬走3万多这些士兵的尸体。”

强奸妇女 灭绝人性

    日军在疯狂进行大屠杀的同时,还对南京妇女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奸淫。残暴的日本兵在日本当局和军官的纵容下,经常是三五成群在南京城内外四处乱窜,寻觅、抓捕妇女,发泄兽欲,数万名无辜妇女被强奸、轮奸,有的被奸淫后又遭杀害,有的被蹂躏致死,有的拒奸被杀,甚至在奸杀后还要受到恣意侮辱,其残暴狂虐的程度,世所罕见。目睹日军强奸暴行的外国人士,将日军称为“兽类集团”,他们冒着极大的危险,客观地记录下了许多反映日军兽行的案例。

    贝德士在1937年12月16日至27日的日记中,就记载了一桩桩日军强奸妇女的暴行:12月16日,金陵大学(以下简称“金大”)农经系(小桃园)被日军强奸的妇女难民超过了30人,同一天夜里,在金大图书馆,有多名妇女被日军士兵奸污;12月18日,干河沿金大附中有8个妇女被强奸,金银街养蚕室有两个妇女被强奸,胡家菜园11号农具院有两个妇女被强奸,汉口路11号金大教职员住宅中有两个妇女被强暴,汉口路23号金大教职员住宅中,一个妇女被强奸;12月13日,金大蚕桑系一带平均每天发生10起以上强奸或抓走妇女的案件;12月27日,日军士兵在金陵女子神学院强奸了7个妇女,包括一个12岁的女孩。据贝德士日记记载,被日军强奸的妇女小到11岁的女孩,大到53岁的老妇,而且强奸暴行有三分之一是在白天干的。17名日军士兵曾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金陵神学院内轮奸一名妇女。费吴生在1937年12月17日日记中记载:据粗略估计,16日至少有成千妇女被强暴,有一个可怜的女人被强奸37次;另一妇女惨遭日军强奸,她5个月大的婴儿因啼哭而被活活闷死。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以下简称“金女大”)是集中收留妇女的难民营,最多时难民人数达1万人。尽管该难民营位于安全区内,并有被难民们称之为“活菩萨”的美籍教授魏特琳等人保护,但日军总是想尽办法前来施暴。魏特琳的日记中有不少日军在“金女大”施行强暴的记载,如1937年12月17日,一名日军中士带着一帮士兵开着卡车来到“金女大”,他们先将负责管理金女大难民营的魏特琳等人叫到前门口,然后以搜查“便衣兵”为借口,由三四个人假装搜捕中国士兵,而其他人则在大楼里挑选妇女,并抢走了12名年轻姑娘;同年12月19日,魏特琳被紧急传呼到教工楼,在楼上538房间里,她看见一个家伙站在门口,另一个正在强奸一名姑娘……

    许多妇女被日军抓走后,往往白天充当奴仆,晚上则充当日军发泄兽欲的对象。马吉和麦卡伦的日记中都记载了一位从金陵大学难民营被日军抓走后饱受蹂躏妇女的悲惨遭遇:“昨天在医院看到一名妇女,被砍了数刀头都快要掉了。这名妇女同其他四名妇女一起被日本兵从金陵大学抓走,这些日本兵需要一些妇女为他们洗衣裳和服侍他们。据这名妇女说,她们中年轻漂亮些的白天洗衣服,夜晚还要被强奸40次,她本人和其他一些人白天干活,夜晚要被强奸10~20次……”

    外国人士的日记、书信中还记载了不少妇女遭日军强奸后被杀害甚至死后还遭侮辱的事例。

    德国驻南京大使馆秘书罗森于1938年1月15日写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也谈到了日军在南京强奸妇女的暴行:“每天不断有妇女被送进美国教会医院,直至昨天还是这种情况。她们遭受成群结队的日本士兵的轮奸,事后还要遭到刀刺或其他方式的伤害,这些妇女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伤,一位妇女的颈部被劈开一半,这位不幸的妇女竟然还活着,就连威尔逊大夫也感到吃惊。一位孕妇腹部被刺中数刀,腹中的婴儿被刺死,送进医院的还有许多遭到奸污的妇女,她们当中有一个小姑娘先后被强奸约20次……”

抢劫纵火 无恶不作

 

拉贝及其当时在南京的住所——现南京市鼓楼区广州路小粉桥1号,曾有600多名难民避难于此。

    侵华日军在南京还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抢劫和纵火破坏。

    拉贝在1937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日本人每10人到20人一个小分队,他们在城市中穿行,把商店洗劫一空……他们砸破店铺的门窗,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一些日本士兵成箱成箱地拖走掠夺来的物品,还有一些士兵征用了人力车,用来将掠夺的物品运到安全的地方。”贝德士在致友人信函中,谈到了日军抢劫的情形:“大多数商店起先是人人都可以闯入行窃,继而被一伙一伙日本兵带着卡车,往往是在军官指挥下,有计划地洗劫一空。”麦卡伦在1937年12月19日的家信中写道:“某些难民营中的贫苦难民也被一再抢劫,直到最后一分钱,乃至剩下最后一件衣服和最后一床被褥也顷刻被抢得一干二净。”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财务主管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礼和洋行工程师)在1938年1月13日的报告中也记载了日军在南京大肆抢劫的情形:“他们抢走难民(穷人中最穷的人)的大米,凡是能拿走的粮食储备他们悉数抢走,他们还抢睡觉用的棉被、衣物以及手表、手镯,一句话,凡是他们觉得值得带走的东西,就全部抢走。……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士兵在后面用枪逼4名苦力拖运偷抢来的物品。拖运的工具有童车、手推车、驴子、骡子等等,总之,凡是可以找到的东西都用上了。”

    日军在抢劫中国公私财产的同时,还无视国际公法,对外侨财产也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抢劫,包括英、美等国驻华使馆,甚至连作为日本盟国的德国驻华大使馆及德侨的财产也未能幸免。贝德士在致友人信中说:“城里差不多每一栋房屋,包括美、英、德国使馆或大使官邸,还有比重甚大的所有外侨财产,都遭日本士兵反复抢劫。”位于南京市五台山上的美国大使馆,从12月15日至24日短短10天的时间内,即5次遭到日军的骚扰和抢劫。当时南京有50余所德侨住宅,据拉贝报告,未经日军抢劫的仅有2所,未被抢走的汽车也只有大使陶德曼和秘书罗森两人的。

    抢劫之后,日军还往往纵火焚烧。贝德士在1937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大群士兵在军官指挥下有计划地放火,使数千民众无家可归并失去恢复正常生活与工作的希望。”拉贝日记中也有日军纵火焚烧的大量记载,12月19日,“我们房子的南北两面都发生了巨大的火灾……国府路整个街区好像都烧了起来,天空被火光照得如同白昼”;12月21日,“日本人正在纵火焚烧城市,可能仅仅是为了抹去他们洗劫的痕迹。昨天晚上,城市有六处火灾。……现在我们已经了解到这类火灾的前兆迹象了:只要有大批卡车出现,那么稍过一会儿房子就会燃起熊熊大火。这就是说,先抢劫,然后放火”。

    在侵华日军的抢劫和纵火破坏下,昔日繁华的六朝古都,到处是残垣断壁。特别是太平路、夫子庙、中华路等商业中心,遭到的破坏更大,几乎成为一片废墟。

1937年12月20日,《拉贝日记》中列述了日军在南京安全区的部分暴行(部分)。

    以上记载的侵华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还仅是当时留守南京外国人士耳闻目睹的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一部分。由于受到日军的种种限制,加上当时恶劣的环境、交通等方面的制约,这些外国人士目光所及,还仅仅是以安全区为主的南京部分地区,他们还不可能全面系统地记载下当时南京所发生的一切,正如拉贝所说:“必须考虑,数以万计的受害者中,只有很小比例的伤者能被送到医院或让我们知道。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于农村、城市和乡镇,我们外国人是不可能观察到这种暴行或了解到具体的详情的。”尽管如此,由于这些外国人士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且所载内容均为亲眼所见或亲耳所闻,并经仔细核实,其可靠性和客观性更加毋庸置疑,其留下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各种文字、影像记载,已成为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有力证据。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8年12月7日 总第3307期 第二版

 
 
责任编辑: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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