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金陵十三钗》在中国内地上映，影片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讲述了1937年被日军侵占时的南京。时隔6年的2017年夏天，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二十二》再次引发民众的普遍关注。81年前的那场浩劫，从未在中国人的记忆里淡去。
1937年冬月的南京，大约比往年都要寒冷。12月10日，松井石根向日军下达总攻命令，战火自东向西沿南京复廓阵地燃起。中山门、太平门、光华门、通济门、武定门、中华门、雨花门、水西门和汉西门等东、西、南各城门相继失陷。随着战火而来的，还有日军残暴的烧杀淫掠。被困城中未及逃离的南京市民，或被强行拉夫抓走，或被集中血腥屠杀，老弱妇孺皆遭欺凌侮辱，手段之残忍远超人类想象所能及。原本不会被写进历史的寻常人物和普通家庭，因这场惨绝人寰的屠戮，成为南京无法回避的历史见证。
死人窝里活下来的夏淑琴
如果没有战争，1937年12月13日的这一天，8岁的夏淑琴可能会被母亲轻轻唤起，吃完外祖母亲手包的辣油馄饨，再跟姐姐厮混打闹一番，然后像往常一样背着书包去了学校。然而，这天上午，一队30余人的日本兵敲开了新路口5号的大门，夏淑琴一家便租住在这里。
房东太太哈马氏于1945年11月2日写给国民政府南京市市长马超俊的呈文里，描述了当天的情形。“日寇由雨花门破城而入，假借搜索中国兵为名侵入氏家，即指氏子国栋为中国兵并索取财物，见室内妇女居多，兽行（性）发作。”
据夏淑琴回忆，其父夏庭恩（40多岁）见此情形，向日本兵跪地求饶，以期保全一家老小，却遭无情杀害。其母夏聂氏（30多岁）惊恐之中，抱着1岁的小妹夏淑芬躲在房间的桌子下面，被日本兵强行拖出，夺走怀中的小妹摔死在地上，扒光了她母亲的衣服，轮奸以后，用刺刀将其杀死，并在她的下身塞进一只瓶子。接着，有日本兵闯入隔壁的房间。夏淑琴的外祖父聂佐成（70多岁）和外祖母聂周氏（70多岁）为拼死保护夏家姐妹均遭枪杀。夏淑琴的大姐夏淑芳（16岁）、二姐夏淑兰（14岁）分别遭到日本兵的轮奸、杀害，夏淑芳在被刺死以后，日本兵甚至将聂周氏的手杖插入她的下身。夏淑琴躲在床上的被子里，由于巨大的恐惧，吓得大哭，被日本兵用刺刀在背后刺了3刀昏死过去。4岁的妹妹夏淑芸因为小，躲在被子里没有被发现，才躲过一劫。两姐妹在亲人们的尸体旁，哭喊着要妈妈，因为害怕，不敢外出，饿了就在家里找点锅巴、炒米充饥，渴了就在水缸里舀冷水喝。就这样，8岁的夏淑琴和4岁的夏淑芸，与亲人们的尸体一同生活了14天，直到后来被一位邻居发现。
夏淑琴的回忆，在房东太太哈马氏的呈文里也得到了部分的印证。呈文这样写道：“其状最惨者莫过同居聂太太（即夏淑琴母亲），全家男妇老幼九口同时遇害。次女二姑娘，敌将其四肢绑在长方桌之上，纵情轮奸，该女怒骂不绝，敌奸毕则刺其喉舌、裂其腹尚不足以遂兽行，觅一双妹牌香水瓶塞入阴户之内，以为取乐，其残酷之行为令人发直（指）心伤也。”哈马氏太太以为夏家被杀的是9口，实际上则是7口，她完全没有预料到夏淑琴、夏淑芸两姐妹能够刀口余生，并在死人窝里存活了14天。
哈马氏于1945年11月2日致国民政府南京市市长马超俊的呈文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时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的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听闻发生在新路口5号的惨案后，专程赶到现场，拍摄下了夏淑琴一家遇难的场景，那也是夏淑琴第一次向别人讲述自己的遭遇。我们无法想象，那个8岁的小女孩是如何一字一句向别人讲述那些刺刀和尖叫、惊恐和疼痛，她要如何去理解强暴、兽性和死亡。本该无忧无虑的童年，因为日寇的暴行，承受着终其一生都无法消磨的伤痛。
跳江逃生的陈德贵
如果没有战争，1937年12月13日这一天，对15岁的陈德贵来说可能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天，他会像往常一样早早起床打些零工，贴补家用，再约小伙伴去往老城南的巷子里，吃上三两个鲜美的活珠子。然而，这天清晨，为躲避日军而避难于下关“和记洋行”的陈德贵，仍然被抓了。他与2800多名年轻人一起，被日本兵从几千名难民中抓出。他们被要求排成4人一排的队伍，并交出手表、戒指和银圆等贵重物品，在搜身以后被关进了煤炭港的一间仓库。14日清晨，日军假意命令他们去工地干活，要求每10人一组陆续出去。每出去一组，便会响起一阵枪声。陈德贵在第三组出去时，已经明白马上要面临被枪杀的命运。他在后来回忆说：“当走到长江边时，我看到仓库背后的河堤上排列着30多个举枪的日本兵，我马上意识到屠杀就要开始了。当我站到水里，就在日军举枪射击时，我一个猛子栽到河里，潜游到对面，藏在一个倒在河里的火车肚子里，亲眼看见10人一批、10人一批被日本兵枪杀，从早晨直到傍晚。还有六七百人，被日本兵赶至河口，用机枪集体射杀。”陈德贵在寒冬的水里一直趴到天黑，直到日本兵离开后，他才从水里爬出，躲在尸体中间睡了一晚，虽被清理现场的日军流弹打中，性命却得以保全。
与陈德贵一同在煤炭港附近遭屠杀的约3000名中国军民中，还包括南京电厂的40余名工人。这一点在电厂厂长陆法曾战后致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的公函和1937年12月22日的《拉贝日记》中都有相关记述。陈德贵、陆法曾和拉贝，共同记录了当日发生在煤炭港的集体屠杀，而这仅仅是持续一个多月的疯狂屠杀中的一例。还有很多像陈德贵一样的寻常小人物，在被杀害以后，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仅仅成为那冰冷的三十万分之一。他们悄无声息地来，又悄无声息地走，有的全家惨遭灭门，有的尸骨荡然无存。
“安全区”里被刺33刀的李秀英
如果没有战争，1937年12月13日这一天，李秀英可能安心在家待产，为即将出生的小宝宝准备冬衣，丈夫会叮嘱她要多休息，出门之前告诉她，晚上收工以后会买她喜欢的糖炒栗子回来。可是，当时日军日益进逼南京，硝烟炮火将至，惊恐的人们纷纷逃入西方人士所倡议设立的国际安全区。年仅18岁、怀有7个月身孕的李秀英没有在家等到宝宝出生，便跟着外祖父一起躲进五台山小学（美国教会学校）的地下室避难。然而，“安全区”并不安全。日本兵隔三岔五便来带走一批姑娘，或杀掉他们认为“危险”的中国人。12月19日，3名日本兵闯入地下室欲强奸李秀英，因不甘受辱，在与日本兵的殊死搏斗中，她被刺33刀，最终倒地不省人事，后被送至鼓楼医院，经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抢救得以存活，腹中胎儿却未能在这场劫难中幸免。
时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在1937年12月17日的日记里写着，“有一个美国人这样说道：‘安全区变成了日本人的妓院。’这话几乎可以说是符合事实的。昨天夜里约有1000名姑娘和妇女遭强奸，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处就有100多名姑娘被强奸。此时听到的消息全是强奸。如果兄弟或丈夫们出来干预，就被日本人枪杀。耳闻目睹的尽是日本兵痞的残酷暴行和兽行”。
李秀英，一位普通的中国妇女，在受到日本兵残酷迫害的情况下，顽强地活了下来，成为谈及南京大屠杀以及揭露日军暴行不能绕开的重要人证。感谢她的坚强，以必死之志护住了动荡年代里国人最后的尊严。
荣耀可以忘记，但屈辱绝不可以，因为，那会成为我们愤而崛起的力量。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全票通过决定：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了首次在南京举行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活动。日本右翼对南京大屠杀事实的一再否认，并不妨碍我们举国悼念。历史不容遗忘，历史亦不会被篡改。2018年，我们在南京，为了共同的记忆。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8年12月7日 总第3307期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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