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档案馆从西青区征集到 14 张珍贵的地契。经过初步整理和统计，这批地契时间跨度为 1904 年至1953 年，其中光绪年间 4 张，宣统年间 1 张，民国年间 6 张，新中国成立后 3 张。地契上的信息显示，买主除一张为张俊秀外，其余均为周立发及其家人。这些地契涉及地块 17 块，土地面积 44 亩。土地用途一块为宅基地，其余均为耕地。红契、白契均有，以白契居多。整体品相一般，个别几张破损严重，需要修复处理。
这些地契作为见证土地权属变更的重要历史资料，真实反映了天津市西青区农村不同历史时期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土地权属变更及对土地的管理制度，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状况。经仔细观察，发现这些地契里隐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
地契的来历
说起这批地契的来历，还要从西青区的“村村建档修志工程”说起。2017 年 3 月，西青区启动了“村村建档修志”工程，计划用 3 年时间，打造一套反映本村发展和时代变迁的特色档案，一本资料全面系统、真实可靠的村志。马俊波同志是天津市政协的干部，因参与扶贫任务被派驻在西青区辛口镇宣家院村。接到修志任务后，历史专业毕业的马俊波如鱼得水，迅速开展了工作，到处寻找资料。这时候，村委会主任周延亭提出来，他们家有一批老的地契，也许有用。凭着对历史信息的敏感性，看到这么多的地契，马俊波感觉像发现了宝贝。美中不足的是，这些地契随意放在柜子里，有被老鼠啃过的，也有被水淹过的，如果再不采取措施，恐怕保存不了多久就会变成废纸。在征得本人同意后，马俊波联系了天津市档案馆，并协调村里进行了无偿捐赠，终于为这批“宝贝”找到了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好归宿。
地契主人的家族史
周延亭的父亲叫周凤和，爷爷叫周立发。爷爷和父亲虽然都不识字，但是对于有字的文书，他们存着一种带有仰慕情结的神圣使命感，于是就把这些东西存起来，放在屋里搁着。一部分文书已经被周家后人烧了，周延亭排行老三，一直同父亲周凤和住在一起，所以最后保留下来的文书就传到了他手里。
这些地契基本上都是周家买卖土地的记录，比较具有代表性。在旧社会，房子和土地是最大的财产，人有钱了一般就是购房置地。周家的生活水平在村里处于中等偏下，也就是一般人家。有钱的时候买点儿地，自己种粮食，多的时候也可以出租，缺钱的时候就卖地，换成钱来改善生活。周延亭的父亲行大，承担起了家里的重担，也不怎么会弄地，新中国成立后做买卖，卖菜、贩卖棉花，维持孩子们的生计。这些地契都是买地的记录。据不完全统计，50多年间，周家买地达到40多亩，还有一处宅基地。“文革”期间定成分，主要是看新中国成立前后三年有没有地，到解放的时候，周家已经没有地了，所以没有定为地主。
村庄历史的变迁
宣家院村位于西青区辛口镇东南的位置，离独流减河四五里地，村台200亩地，农用地1000亩。村子紧邻南运河，过去没有上市区的土路，物资运输主要靠挑、靠船进市区，村民大多以种植白菜、芹菜、辣椒、萝卜等各种蔬菜为生。现有人口 1036 口，包括当兵转业、上学回来的市民等非农业人口 100 余人。
历史上宣家院附近是静海管辖的范围，这在多张地契上得到了反映：光绪三十年的地契信息为“静海县北乡小杜庄村”，光绪三十四年的地契信息为“北乡宣家院村”，民国三十年买卖田房草契信息为“静海北区小杜庄”，民国三十四年的地契信息为“静海县北区宫家庄”，1952 年地契信息为“静海十区宣家院村”。通过查询西青区的历史，我们可以得知：西青区明代分属河间府静海县和武清县，清代归属天津府。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改为天津县，属直隶省。1952 年天津县划入天津市管辖，原为静海县所辖。1953 年建立西郊区，1992 年 3 月改为西青区。西青与静海的关系，通过地契得到了验证。
静海属于河北省管辖，直到 1973 年 8 月 1 日改属天津市。这段历史在地契上也得到了反映：1952 年的地契里还明确写着，河北省人民政府静海县印契。地契上标明的土地大部分是宣家院村的，附近村的也有，如小杜庄、北园子、宫家庄。同时，农村的每块地也有自己的名字，比如牛角地是它的名称，就是这么大，像牛角一样。这么多年过去了，地的名称跟现在也不同了。
土地价格和货币变化
从清朝末期到新中国成立的50年间，是国家和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反映在金融领域就是货币单位的变化。通过每张地契上的土地价格（见下表），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货币发展脉络：清末采用吊，一吊为一千个制钱或值一千个制钱的铜币数量。1907年的地契上，采用了洋元，中国最早的机制洋式银圆为光绪年间的“光绪元宝”，俗称“龙洋”，因银圆背面一般铸有龙纹而得名。1945 年的已经是国民党时期的国币。1952 年以后使用人民币计价，只是币值比较大，动辄上万元，因为是用的是第一套人民币。为了改变第一套人民币面额过大等不足，提高印制质量，进一步健全我国货币制度，中国人民银行在 1955 年 3 月 1 日起发行了第二套人民币，对第一套人民币进行了召回，第二套人民币和第一套人民币折合比率为：1 元等于 1 万元，自此以后，这么大面额的人民币消失了。
旧时土地买卖方式
据一张光绪年间地契反映的信息反映，卖地人是李善人家的一个堂伙，叫玉善堂的。李善人是住在杨柳青的地主，卖地的过程中并不直接同农民打交道，而是有中间人，称为庄头。这上面的庄头名叫毕学进，是当地人，负责代管整个村里的地，收租以后，给主家，也负责买卖，有点类似保人。当然，庄头做这些事情也是有好处的，比如地主家收租要一亩地十升粮食，他要十二升，可以从中赚取差价。
现在我们签订合同时习以为常的签名，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却非易事。以前的人口识字率很低，女人不能读书，就连男人，目不识丁的也大有人在，特别是在农村和贫苦人家，维持生活已经相当不易，哪里有闲钱再去读书。周延亭的爷爷和父亲都不识字，更不会写字，那么签地契合同的时候，就只好采用十字画押的方式。由于每个人画十字的笔画粗细、长短、角度各有不同，所以也能区分开来各自的笔迹。这十几张地契，全是画十字的。没有手印，估计是画押的时候没有印泥。
现在丈量土地时用的单位一般是“米”，而旧社会却采用“弓”。在其中一张民国三十四年的地契上明显写着，“东西均长六十四弓五，东宽七弓五，西宽七弓九”。“弓”其实就是丈量土地的器具，用木制成, 形状似弓, 两端距离是五尺, 三百六十弓为一里，也叫步弓，相当于旧时营造尺五尺，而一营造尺现在约合 0.32米，也就是说，一步弓等于1.60米。面积计算单位“亩”，我们现在倒是经常还用，只是在一些正式的文稿里，也采用“顷”和“公顷”。
政权的土地管理要求
土地对于任何政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只有土地和人口，才能确定统治的基础。每个政权对土地的要求是不同的，体现出来对于地契的要求也是不同的，最直接的就是“白契”和“红契”之分。民间买卖土地房屋时，由交易双方协商拟订，有中人作保并签名盖章的契约，称为“白契”，也叫“草契”。其内容包括交易的性质、产业的数量或面积、坐落地点、价格、交易条件等。立契后，向官府交税叫“税契”，交纳的税为“契税”。经过官府认可与盖章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就是“红契”了。这十几张地契中，有红契，也有白契，种类比较齐全。
光绪年间的地契，一般为三联，从右到左分三部分，右首为双方签订的白契，包括位置、原因、价格等信息，中间部分就是买卖的地契官纸，相当于现在的格式合同，左首为上级行政部门的批示，清朝时有遵循乾隆年条律法作出的决定。一式三份，为卖者、买者和保人。
民国时期的地契更加规范，已经有了固定的格式，有详细的例则摘要，规定了关于民间私自买卖田房及匿报契价的处罚，并附有国民政府财政部验契纸，贴有国民政府印花税票。也由三联组成，右首为买卖田房草契，中间为白契，左尾部为买契的表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 1953 年 11 月国家土地征用条例公布前土地允许买卖，买卖土地时仍需书写地契。 其中有1953年8月 21日颁发的两张地契，河北省财契5282-5283 号，格式非常简洁，只有一张纸，记载了土地的所有人、住址、土地面积、坐落、四至等基本信息，应该是当时新政府的确权证书。这两张地契，见证了土地买卖的最后这段历史。
这些百年前的家族地契，贯穿了清朝、民国、新中国成立后几个年代，对研究清代至解放初期土地和社会制度变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历史不能倒流，但是透过一张张发黄甚至破损的地契，我们回到了那个年代，隐约感觉到了周家祖辈的生活状态，看到了历代政府对土地的重视程度和管理手段差异。在这批地契档案中，通过古今村容村貌的对比，我们能够深切感受到农村翻天覆地的时代变迁，从而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