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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轰动陪都的“平价大案”

作者:特邀撰稿人 张江义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8-10-15 星期一

    1940年12月27日,蒋介石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下午手拟查办购销处主管,清理全年积案,一大愿也。”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在这句简短的话语背后却隐藏着一段抗战时期轰动陪都重庆的“平价大案”。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蒋介石亲自“手拟查办”命令?其“清理全年积案”的“大愿”能否通过查办得偿所愿?这件“大案”最终的结果是怎样的呢?

“环境险恶”粮价飙涨 “人心惶急”平价难平

1943年5月19日,国民政府经济部前农本局总经理穆藕初
为农本局改组事宜致经济部的呈文。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40年夏秋之际,国内外局势的风云突变使得全面抗战的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环境险恶”。国际上,日本法西斯不仅趁着法国投降引发“欧局激变”的机会,逼迫法国当局切断中国经由其殖民地越南向国内运送外援物资的滇越铁路,而且施压英国当局关闭其殖民地缅甸至中国云南的滇缅公路,致使中国的外援物资通道几近断绝。在大后方,尤其是陪都重庆,由于东部沿海地区人口的大量涌入和天灾歉收等因素,市区物价指数连月攀升,“颇有飞涨之势”。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记载,1940年1月,陪都重庆的物价指数仅为349.1,到了9月份就翻了1倍,而在此后的短短3个月又比1月份翻了近2倍,达到1143.2。其中,粮食的物价指数更是飙涨得“超出常规”,一年之内竟翻了5倍多。再加上各地“抢米风潮迭起”,日寇飞机“每日狂炸”,陪都重庆和各地民众“人心惶急,谣诼蜂起”,以至于出现了“不畏敌机狂炸之威胁,而独患粮价暴涨之恐慌”的社会心理。一时之间,粮价“腾贵”成为摆在蒋介石面前的一种“社会政治的严重问题”。

    为了及时消除粮价“腾贵”带来的社会政治危机,1940年7月17日,蒋介石责令国民政府经济部下属负责粮食平价工作的平价购销处和农本局,设法平抑重庆的粮价。18日和25日,时任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先后与平价购销处处长吴闻天、经济部次长兼农本局局长何廉等人商议粮食平价办法。据《何廉回忆录》中记述,是时,秉承蒋介石命令的重庆市市长吴国桢要求农本局每天供应重庆市场3000担平价米。尽管何廉认为农本局在平价资金和人力上困难重重,但是仍然将农本局仓库里一半存米拿出来供应重庆市场,以平抑粮价,另一半留给军需。然而,一个星期后,刚刚降下去的米价重又涨了上去,可农本局此时已经无米可供,更没有多余的资金去采购新的米粮,但不明真相的蒋介石却责令农本局继续采购米粮以供应市场。

    后来,在蒋介石主持的每周一次的汇报会上,总有参会的部长、会长们抱怨米价上涨,财政部次长徐堪甚至把掺了沙子的低劣米摆在了会议桌上。同时,还有人不断地在背后煽风点火,大造舆论,攻击经济部平价购销处和农本局营私舞弊。至1940年底,虽经各方努力和采取抑制措施,粮食平价工作产生“若干功效”,但是在战争持续等现实因素的制约下,平价难平的陪都粮价继续飙涨,严重到了“非有解决之办法不可”的程度。在此情况下,一份反映经济部平价购销处和农本局等机关营私舞弊的报告出现在蒋介石的案头,最终促使他断然采取“手令查办”的决定。

军统奉令突击缉查 部长冲冠怒请辞职

    1940年12月28日晚,国民政府军统局副局长戴笠持蒋介石的“查办”手令,秘密拘押了经济部商业司司长章元善(曾任平价购销处处长)和国货联营公司总经理寿墨卿。翌日早上,翁文灏听到消息后,立即要求面见蒋介石。蒋介石邀请翁文灏共进午餐,并向他解释说,社会上对经济部所主管的平价基金多有“闲言”,故派戴笠等人例行检查,并未让他们抓人,被查之人可以照常执行公务,只是不准“他去”。下午,戴笠亲到经济部面见翁文灏,出示蒋介石手令,说明是奉命调查,并非逮捕。同时,要求约谈经济部平价购销处处长吴闻天和农本局协理蔡承新等8人,而且要将平价基金账册带走,一并清查。当晚,翁文灏带领经济部秦汾、何廉两位次长往见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说明详情。令翁文灏没想到的是,孔祥熙不但没有为其解决问题的意思,还出示了一份蒋介石的手令,说蒋准备在行政院内成立平价执行总局,以自己为主席,负责平价工作。

    12月30日,翁文灏因为主要下属“皆失自由”,“无事可为”,再加上多年的宦海积郁涌上心头,冲冠愤怒之下,决定辞去本兼各职,并且从第二天起不再到经济部办公,同时也不再出席行政院例会,以示抗议。是日晚,翁文灏再次往见孔祥熙,报告辞职。31日,翁文灏又上书蒋介石,请求辞职,并呈请先行释放平价购销处等部门下属及派遣经济部主管人员参与平价基金清查工作。在翁文灏的力争下,蒋介石下令除章元善和寿墨卿“尚暂缓释”外,其余8人均可释放。1941年1月5日,翁文灏面见蒋介石,当面提出辞职。而蒋介石却对他说,你平素“公平廉洁,声名甚佳”,不能准予辞职。翁文灏很是无奈,只好回到经济部继续办公。与此同时,以财政部次长徐堪为首的清查委员会对经济部平价购销处和农本局等部门平价基金的清查工作仍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清查结果秘密上呈 平价余波久未断绝

    1941年1月15日,徐堪等人将清查结果密呈蒋介石。内称,农本局承办的平价粮食部分,“始终无适当供给”,购进成本价格不明,形成了“平价一次即涨一次”的事实;福生庄承办的平价服装布料部分,存在利用平价机会,“图利自身营运”的问题;国货联营公司承办的平价日用品部分,未能充分运用资金,“坐视物价步涨”,囤仓不售,“大背政府办理平政之旨”;燃料管理处承办的平价燃料品部分,统筹分配不当,“因缘图利”,事实俱在;平价购销处前处长章元善“尸位素餐,贻误要政”,责无旁贷。总之,上述国民政府各机关承办的平价工作“毫无成效”,使物价上涨,实为“普遍不可掩之事实”。蒋介石阅览后,勃然大怒,甚至打算枪毙章元善和寿墨卿两人,后被人劝止。23日,蒋介石复电清查委员会:平价购销处前处长章元善(1月8日被翁文灏保释)“怠忽公务,藐视功令”,已交行政院停止任用,农本局衣食平价“未有成绩”,应修改组织,另行派员接管,其余待查明货源价格后再核。

    1941年1月31日,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本局奉令改组,总经理何廉、协理蔡承新提出辞职,“勉为照准”,总经理由穆藕初接任;农贷部分移归中国农民银行接办,有关粮食部分移归社会部全国粮食管理局接管,所有农贷资金及农仓财产,分别予以“划分移转”;最初被拘押和约谈的10个人当中,唯有寿墨卿一人仍被军统局关押,直到1941年底才在蒋介石的过问之下,以“浮报货价”和“货源可疑”的罪名,移交军法执行总监部“依法讯办”。农本局改组以后,经济部曾于1942年2月成立物资局,下辖农本局、平价购销处及燃料管理处。1943年初,农本局再次改组为国民政府行政院花纱布管制局。5月19日,前农本局总经理穆藕初呈报经济部,改组事宜已经基本完成。至此,轰动陪都重庆的“平价大案”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平价余波却久未断绝……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8年10月12日 总第3283期 第二版

 
 
责任编辑: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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