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0日：喜从天降
1945年8月初，北平城到了全年最热的时候。8月10日晚上，当一些人知道一个令人无比振奋的消息以后，内心的火热和激动简直无法形容。
周祖谟在给柴德赓的书信中描述了北平人民欢庆抗战胜利的情景。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庆祝抗战胜利大会
语言学家、时任北平辅仁大学教授周祖谟在一封写给好友柴德赓的信中称，正在8月10日晚上9点半钟的时候，好消息来到了，由梦中惊醒过来才知道自己还没有死，自此可以复苏了。这一夜是不曾睡觉的。你们自然是狂歌、载歌载舞、吃酒放爆竹的了，我们身体并不能自由，话不敢说出口外的，当时只有望月以思，临风而立，徘徊搔首而已。当晚我们从寝室里请出援庵先生听我们的报告，他由黑暗里把灯开开，穿着短短的汗衫，脚下拖着一双睡鞋，赤裸裸的就出来了（可是并不曾裸体，一笑），他老人家从来没有这样见过客人的，当晚他这回可不睡觉了，虽然照例灯一夜而十灭，他索性摸黑儿了。他高兴得直捋他的胡子，问道：“是吗？”“没听错？”“重庆的报告？”“噫，那可活了！”旁边的人高兴地说“日本小鬼子找死”等等一类话。他又接下去“所以啦，所以啦，……那真高兴啦！”青峰，我形容的怎么样？于是我们欢跃而出，他又就那样送我们到门口，“唱喏”而别。这是信中神采飞扬地描述他们在北平得知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时的情形。信中的援庵先生，就是时任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先生。陈先生一向为人师表，威严庄重，然而，当他突然间得到多年来苦苦等待的抗战胜利喜讯时，那种无比兴奋的心情早让他把平时的“繁文缛节”忘得一干二净了。
最早得到日本投降消息的是战时陪都重庆。8月10日17时35分，设在重庆的盟军总部收听到日本外相东乡茂德未经过日本军事当局的检查、代表日本政府在东京发出的英语国际广播，称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随后，驻重庆美国新闻处向中国政府通报了这一消息。18时，重庆中央广播电台首先广播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并于19时、20时、22时重播。抗战胜利的消息便像长了无数的翅膀一样到处扩散开来，数十万重庆市民连夜涌上街头，敲锣打鼓，载歌载舞，互相祝贺，互相拥抱，一时间，重庆变成欢乐的海洋。
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也很快收到了消息。当晚，新华社记者在延安接收路透社的电讯稿时，突然抄到了好几个“特急”信号，这是以前所没有的。大家焦急地等待着这个“特急”消息的出现，很快，“日本侵略军投降了”的标题出现在电文纸上，下面的内容则是：日本政府通过瑞士、瑞典转中、美、英、苏四国，表示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一下子就把新华通讯社的窑洞“震翻了”，大家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跳起来。紧接着，消息被迅速传到中共中央领导人处，毛泽东兴奋地连声说：“好哇！好哇！”延安沸腾了，一位名叫王文明的战士在日记中写道，“一刹那，震天的锣鼓声与狂呼声震醒了延安：‘日本鬼子投降了！’的消息迅速传播出去。火炬点燃起来了，在黑暗的夜里放着灿烂的光芒……”诗人萧三描述当时的情形：“已经吹过熄灯号了，人们都已就寝，我还守着一盏残灯，山沟里死一般的寂静，忽然山上山下，人声异常嘈杂，又听到锣鼓喧天，有人甚至乱敲铜盆。有的用力吹喇叭，整个延安起了骚动。男女老幼，涌出窑洞。延河两岸岗山，野火漫天通红。人像潮水般地涌向街头，旗帜招展在星空，人们舞火炬，扭秧歌，喊口号，人们只是叫，只是跳，只是笑。卖瓜果的争着送给人们吃，你给他们钱——无论如何不要。‘日本要无条件投降！’，人们觉得自己的血在燃烧，人们忘记了整天工作疲困……”8月11日出版的《新华日报》发表评论：“全中国人都欢喜得发疯了！这是一点也不值得奇怪的。半世纪的愤怒，五十年的屈辱，在今天这一天宣泄清刷了；八年间的死亡流徙，在今天这一天获得报酬了。中国人民骄傲地站在战败了的日本法西斯者面前，接受了他们的无条件投降，这是怎样的一个日子呀！谁说我们不应该欢喜得发疯？谁说我们不应该高兴得流泪呢？”
8月15日：举国狂欢
更为火热的日子是在5天后。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停战诏书》，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整个中华大地沸腾了，笼罩在无与伦比的喜庆和狂热之中。人们忘情地鼓掌、热烈地欢呼，汗水与喜悦的泪水交织在一起。周祖谟在信中发出这样的声音：“有国斯有家，无人不知矣。”
原本狂涨的物价也在这几天不停地下跌。周祖谟给柴德赓的信中写道：“当这个时候，物价一落千丈，即以白糖而论，起初已久不知糖味了，价高至一千七百元一斤，居然现在街上已经顷筐倒筥低至五百、四百、三百六、二百四、一百三，毛巾由八百低至一百五，一切久已绝迹的东西都出来了。自行车带，四万几一对，还没处去买，现在三千元即可俯拾而得（都出摊来卖了），一半是日商甩出来了，一半是奸商所囤积的，街上太热闹了。”
天津也是一片欢乐的海洋，作家林希当时只有10岁，但他一辈子都忘不了光复时的情形，“光复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哥哥突然把我拉到大街上，就看见大街上人山人海，人们绽开笑脸相互祝贺，这样由衷的笑脸已经多年不见了，人们大声地开怀呼唤。天津人说话直率，满街就是一句话：‘小日本完蛋了！’说来也不可思议，怎么立即就挂出了那时的国旗，我第一次知道中国国旗是那样的，莫非人们偷偷地保存了八年？那时候商家很少有扩音设备，家家就把手摇留声机搬到门外，一张一张地放唱片，有什么放什么，从马连良的京剧，到小蘑菇的相声，更有时代歌曲。我跟哥哥跑到市中心地带，那里更是一片欢乐气氛，有洋鼓洋号，有民间吹奏；专业包办婚事的乐队、民间自发的小乐队，一队一队地在街头表演；没有多少时间，高跷队也出来了；多年不见的灯会也出来的。满天津一片鼓乐声，国家光复，好日子就要到了。”
导演严寄洲当时正在战斗剧社工作，剧社驻扎在晋西北兴县（军区所在地）山沟里的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内。8月15日那天，他们本来正在全神贯注地排练，突然，剧社社长朱丹气喘吁吁地爬上打谷场，激动地大声喊道：“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刚才接到政治部打来电话，说日本无条件投降了！”严寄洲晚年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听到这一句响雷似的话语，我们大伙儿都一下子怔住了，傻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但朱丹确确实实说的是日本投降了。……我是一个不拿枪的八路，我的武器是创作抗日救国题材的文艺作品。八年来，我们一面工作，一面盼着早日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盼呀！盼呀！这一天我们终于盼来了，怎不令人欣喜欲狂呀！戏是排不下去了，大家笑呀！跳呀！喊呀，不知怎样才能表达出心中的欢快之情。大家回到驻地，取出锣鼓家伙猛烈地敲打起来，没有拿到乐器的同志找来洗脸盆、茶缸等，凡是敲得响的都拿来敲打。还拿出演出时当枪炮声效果用的鞭炮噼哩叭啦地放了起来。驻地的老乡听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也拿出闹‘社火’用的打击乐器和我们一块儿热闹。一时间山沟沟里开了锅似地沸腾了起来，吓得树上的鸟雀到处乱飞，村子里的几条狗也狂吠起来。朱丹社长命令炊事班把剧社喂养的打算在过年吃的一头大肥猪杀了，准备全剧社大会餐。”
无比的兴奋和喜悦还使中国出现了人与人完全没有隔阂的纯净时光。时在湘西沅陵县的张彦回忆，“1945年8月15日下午，我正在湘西沅陵县的一家旅馆里敲打着英文打字机，急着要完成一篇关于日军最新动态的报道。突然，从大街上传来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嘈杂声。我连忙丢下打字机，往外跑。跨出大门时，我傻眼了！满街的人都好像发了疯似的，嘴里高声喊着‘日本投降了！’脚底下又是跳、又是跑，简直不知道是什么在指挥他们的大脑。奇怪的是，我自己也随之失去了控制，跟着人流跑去，也不知道该干什么。突然间，我发现，这时候，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无形中都消失了，谁跟谁都好像亲如一家人。虽然没有像外国人听到胜利到来时那样疯狂地拥抱亲吻，但从来都很拘谨的中国人这时候一点也不拘谨了。谁也不认识谁的男女老少，就这么手拉着手，跳呀，唱呀，走呀。路旁，摆杂货摊的，卖水果的，都举起双手在那里吆喝：‘欢迎大家来随便拿！随便吃！’八年了，亿万中国人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啊！谁都有一本要侵略者偿还的血债。今天，终于盼来了这一天，人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这是事先谁也无法预料的，只有自己亲身经历了才会知道。我一生中也就经历过这么一次，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8年8月17日 总第3260期 第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