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惊天现世 觊觎者肆意劫掠
殷墟的科学考古，最初源于中国“最古之文字”——甲骨文的惊天现世。1899年，时任清政府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在被世人误认为是龙骨药材的龟甲牛骨上，发现了一些“行列整齐，非篆非籀”的文字，随后“细为考订”，“始知为商代卜骨”。故此，王懿荣成为发现和研究甲骨文的第一人。随后不断现世的甲骨文，也渐渐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无限兴趣”。王懿荣去世后，《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购得了他收藏的大部分甲骨，再加上自身搜集的，甲骨总数“约过五千片”，于1903年刊印了甲骨文著录行世的第一本书《铁云藏龟》。1910年，考古学家罗振玉询知甲骨文的发现地是在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并在“刻辞”中发现殷商“帝王名谥十余”，他恍然大悟：此甲骨卜辞，“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他痛感“骨甲古脆，文字易灭”，遂令亲友广为搜集，前后购得甲骨逾两万片，先后编成《殷墟书契菁华》等4部著作传世。在甲骨文历史学方面的研究，王国维堪称“贡献最大”，而在刻字结构和意义方面，孙诒让的《契文举例》是“开创性的著作”。同时，也有学者考证出殷墟的时代，就是“盘庚迁殷至纣之灭”，共273年。此外，欧美传教士方法敛、库寿龄、明义士等也在中国搜集甲骨，后来陆续出版《殷墟卜辞》《甲骨卜辞七集》等著作。
甲骨文的巨大价值，不仅“为东西洋学者所倾服”，还导致了众多觊觎者肆意劫掠。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记载，殷墟位于洹河河岸，每年“冲塌甚多”。本地“无知之人，日夜打扰”，以求得利，故“最可宝贵之史料，最古之文字”遭到破坏，每年“不知凡几”，古董商人“真伪相杂，售之国外”，有学者统计，从1900年至1928年间，大约有9次规模较大的私人挖掘。这些以赚钱为目的的胡挖乱掘，造成了巨量甲骨的损毁和流失。就在殷墟私人挖掘渐行猖獗的时候，终于结束了国家“既无妥为保护或彻底发掘之举”的不利局面，迎来了久违的科学考古之举。
史语所试掘殷墟 考古组擘画科考
1928年5月，五四运动健将傅斯年出任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所长，明确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口号，这也成为殷墟科学考古的指导方针。鉴于过去30年的私挖乱采导致的“殷墟又更成墟”的现状和罗振玉等人所说殷墟珍品已尽，再无搜寻价值的断言，傅斯年决定派史语所的年轻编辑董作宾前往考察。经过实地走访和勘探，董作宾认为殷墟虽“叠经摧残”，但“尚未全毁”，仍有“续作之价值”。于是，傅斯年任命董作宾主持第一次殷墟试掘工作，主要目的是发掘甲骨。据董作宾在《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中记载：试掘工作自1928年10月13日开工至30日停止，共计18天，工作地点在小屯村，分为村东、村北、村中3个区域，开坑40个，发现甲骨854片和铜、陶、玉等类器物多种。此次试掘，初步探知殷墟的“范围之大”，同时断定了“殷墟遗物”为“漂流淤积所致”，从而建立了殷墟漂没的学说。但是，此次试掘“仍袭古董商陈法”，就地掘坑，直贯而下，只是拣选“有字甲骨保留”，其余视为“副品”，虽绘地图，“亦太简略”。所以从整体上看，此次试掘虽“略得甲骨”，但“并无科学价值”。
1928年12月，为了更好更快地把殷墟的文物发掘出来，傅斯年决定成立考古组，并聘请时任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师李济担任主任，主持殷墟科学考古事宜。李济是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1923年自美国学成归来。1926年主持了山西省夏县西阴村的考古工作，成为中国学者独立运用科学方法考古的第一人。李济受聘考古组主任以后，随即带领助理员董光忠赶赴河南省安阳县，与董作宾“会商四日”。12月20日，李济致函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和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汇报自己擘画的殷墟科考计划。总体计划以安阳县小屯村为中心，“辐射四出”，“尽三五年之力”，作一番“彻底工作”。如此，不仅“极可靠之三代史料可以重现人间”，而且对“中国科学的考古可以循序发展”大有益处。具体计划分为5个方面，其中，对人员、经费、公事等方面的规定和管理进行了详细的记述。比如在人员安排上，李济自己担任考古组主任，董光忠担任庶务会计，董作宾专司研究甲骨文；经费方面“由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已寄到3000美元，作为开办费，同时每年能赞助10000美元左右，拟请中央研究院每月资助国币1500元左右”；在公事方面，李济还专门提出“请中央研究院函达驻郑州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转饬地方军队划拨正式士兵20人，保护挖掘工作……”之后，按照李济擘画的科考计划，殷墟科学考古逐步走上了正轨。
新发现震撼世界 总报告迟迟公布
1928年12月20日，李济为呈报殷墟科学考古计划事宜，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
总干事杨杏佛和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的函（部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从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史语所共在殷墟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除首次由董作宾主持外，其余14次都是由李济领导和主持。通过科学发掘，考古组发现了为数众多的甲骨、青铜器、石器和陶器，以及王陵墓葬和宫室建筑遗迹等，基本上探明了殷墟的建筑布局和城市结构。其中，地下“档案库”的发现，被认为是15次考古发掘的“最高成就和最大成果”。原来，在1936年6月12日第13次发掘过程中，考古组无意间发现了堆积着数以万计刻字龟甲的地下贮藏坑，因其体积巨大，只好整体挖出，用木箱装好，运往南京史语所进行清理，经统计，此坑共出土甲骨1.7万余片。这次惊人的发现，不仅为重建殷商时代的信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实物证据，还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殷墟科学发掘取得的成就，极大地震撼了世界，《伦敦图画新闻》大篇幅地刊载了殷墟科学发掘的情况。美国学者罗杰斯称赞说，殷墟考古“堪与……对特洛伊遗址的发掘相媲美，二者都把传说变成了现实”。
在殷墟前后15次考古发掘过程中，每一次发掘结束以后，都会有相应的考古报告公开发表。但是，随着1937年7月全面抗战的爆发，殷墟科学考古总报告的结集公布被迫推迟了，这一推迟就是40年，其间世事变幻，是李济所不曾想到的。以李济为首的史语所考古组成员和绝大部分殷墟出土文物先后西迁战时陪都重庆市、云南省昆明市，最后于1940年落脚在四川省宜宾县的李庄镇。抗战胜利不久，李济又率领部分考古组成员随着国民党败退台湾，并带走了殷墟考古发掘的全部记录、图表、拓本等珍贵资料。1955年8月，李济出任迁到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所长，此后长期主持殷墟文物的研究工作。后来，有人质疑李济垄断殷墟考古成果，故意不予发表。有鉴于此，李济晚年集中全部精力完成了殷墟发掘总报告。1977年，李济生前最后一部著作《安阳——殷商古都发现、发掘、复原记》英文版终于在美国发表，这也了却了李济完成殷墟发掘总报告的心愿。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8年7月20日 总第3248期 第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