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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个凸” 到“十八岗”

作者:陶文芳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8-05-25 星期五

    人口普查是建立人口档案的基础工作。1990年暑假来临之际,彼时我所在的学校突然接到浙江省泰顺县洪口乡政府的紧急通知,要求所有老师义务参加第四次人口普查工作。

    我们学校不大,加上领导班子共9位老师。当时的人口普查工作共有12个大队参与,每个大队大概有500人。由于我刚从教不久,有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拼劲儿,便欣然接受了两个大队的普查任务,一个是周坑亭大队,另一个是大山大队。就这样,我自豪地成了一名义务档案工作者。

    泰顺县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开门见山,出门跨涧”是它的形象写照。出行不便,交通落后,给我们的普查工作带来许多困难。我所负责的两个大队的村民居住十分分散,就算距离近一点的也有两三里路程,其中,最偏远的就是“三个凸”村和“十八岗”村了,起码有10公里的脚程,且有一半以上的道路是崎岖的蜿蜒小道。

    我父亲一直负责大山、周坑亭和周坑底3个大队的会计工作,他是人口档案普查工作的“三朝元老”。听我父亲说,“三个凸”村只有3户人家,“十八岗”村只有1户人家。我本想偷懒询问一下我父亲,待在家里填表了事。可是,这个“偷工耍滑”的念头却遭到了父亲的严厉批评:“人口普查工作岂能儿戏?这次的人口普查工作有特殊要求,‘对历史负责,为现实服务,替未来着想’,你不清楚吗?与前3次人口普查的登记办法相比,‘四普’改为主要由普查员入户入点走访查询、当场填报。”

    是啊,人口普查工作不是儿戏。此次“四普”涉及3亿多户家庭、12亿多人口,普查项目有21个,参与普查工作的人员近700万人,它是科学治国和科学决策的重大措施之一。作为“四普”义务员之一,我不仅责任在肩,使命更是光荣而神圣啊!

    次日清晨,我决定先啃“小骨头”,于是铆足了精神向“十八岗”村进发,过小溪,爬泥路,上陡坡……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吃了个“闭门羹”。“十八岗”村的夏兰阿姨、阿挺叔和他们的儿子都不在家,他们都去哪里啦?我疑惑着。欲知山中事,须问打柴人。还好,我遇到了一个砍毛竹的人,得知正值农忙季节,他们都下地收割早稻去了。我赶紧拿着人口普查的草表,跑到田间地头去做登记工作。

    啃完这个“小骨头”,对我来说就像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便乘胜追击“三个凸”村。

    在夏兰阿姨和阿挺叔的指点下,我抄了一条近道。万事都遵从辩证法,虽然道近了,路却难走多了。有的是羊肠小道,杂草丛生;有的是沟沟壑壑,坑坑洼洼;有的荆棘丛生,根本没有能下脚的道路……让我不禁想起了李白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但只要路在脚下,功夫就在脚下,经过2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我终于到达目的地。

    走访第一个孤寡老人的时候,老人居然连自己的年龄都记不清了。我灵机一动,问:“老伯,您有生辰八字吗?”他想了一下说:“哦,这个我有,得找一找……”事不宜迟,我立马帮他寻找起来,谢天谢地,终于找到了。虽说“三个凸”村只有3户人家,可有1个住户经常柴门紧闭,我经过“三顾茅庐”才完成任务。这一切,都是农忙惹的“祸”。

    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亲朋。经过这次普查,我对这句话有了更深的体会,记得在周坑亭大队的荒山村做普查工作的时候,我走家串户,全靠三哥的岳父做向导。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每天中午都在他家吃饭。每次普查走访归来,亲家母都会准备好一桌丰盛可口的午餐,有咸菜汤、蒸蛋、田岸豆、小肥肉等,还有我最爱的炒笋干。

    时光如水,转眼间半个多月过去了,普查工作也即将进入尾声,但还有一项扫尾工作比较麻烦,那就是1岁至100岁的人员统计表,做这个表格容易犯“花眼”,易出差错,一个小小的错误便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切工作还得从头再来。记得一个晚上,在乡政府的办公场所,我们统计工作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停电,整个乡村一片漆黑。仲夏的夜晚,蚊子特别多。为了“四普”事业的圆满,我们只有勇往直前,秉烛夜行,忍受着“吸血鬼”们的骚扰和叮咬。

    为了完成这次普查工作,我们虽然吃了许多苦头,但也有不少意外的收获。比如,有的家庭给孩子取名字就很有学问,生了4个儿女,就取名“琴、棋、书、画”。另外,在荒山村普查的时候,有个叫夏岩运的老人,原以为我和他“八竿子打不着”,没想到,查着查着,突然发现我居然得叫他亲家公,因为他儿子是我大姨妈过继给他的,这事我父母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你瞧,人口档案义务工没有白当,还让我认了一门亲!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8年5月24日 总第3223期 第四版

 
 
责任编辑:李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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