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前,我还是一名机关打杂的新兵。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跟随单位档案管理员去查档，只见他片刻间就从密集架上找到了所需档案。我当时就被他折服，并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在这样的工作岗位上得心应手，运用自如。
后来，这个档案管理员真的成了我的师父。与他相处的几年里，我学到了精细严谨的作风、做人做事的道理。师父对我说，干档案这一行，没有太多大事，但每一件小事都很有意义，都要认真对待，不能马虎，要学会“严”“准”“细”“快”。
几天前，一位私交甚好的转业干部因办理子女入学，到档案室查找并复印当年确定其转业的档案。我填写完复印审批单，请领导签字。不巧的是领导正在参加一个重要会议，需要会后签字审批。这位干部有点不耐烦了，他让我先复印，等领导开完会后再签字。我婉拒了他的要求，一边跟他解释一边检索他所需要的那份档案的存放位置。他还是不放心，想让我先给他复印档案。我告诉他，由领导签字审批是规矩，也是必须要走的程序。会议结束后，领导在复印审批单上签字，随后，我很快找到档案，从复印到加盖印章并交到他手中，前后不到2分钟就办完了。看着复印件，他释然地笑了。
在一个冬日飘雪的早晨，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敲开了我办公室的门。老人面容憔悴，花白的头发上还零星夹杂着一些雪花。经询问得知，老人姓赵，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70年代曾在我部服役。老人复员回乡后在一家企业工作，因其退伍证丢失，其户籍地隶属关系几经调整，参军服役经历多方查证无果，导致无法办理退休。老人不得已才携当地政府出具的情况说明，不远千里回到原单位办理服役证明。
我拿着单位领导批示有“严格考证，特办，快办”的批阅件犯了难。因为档案室并没有收集过40年前退役人员的档案资料，服役经历如何证实是最大难题。据老人叙述，他1977年至1979年曾担任我部12分队2班副班长。带着这个线索，我把这几年间的档案全部翻阅，依旧无果。他见我两手空空，笑容僵在脸上，继而转为失落。我提醒他回忆服役期间重要事项，比如立功受奖方面等。他略加思索后告诉我，他分别于1973年和1975年在我部6分队各获营级嘉奖一次，1976年在12分队因军事训练刻苦、工作成绩突出荣获团级嘉奖一次。我听后迅速返回档案室，检索到相关年度表彰档案的件号，一件一件地查阅。当翻开1973年表彰通报时，在年度授予嘉奖的单位和人员中，老人名字赫然在列。又翻开1975年表彰通报，再翻开1976年表彰通令，老人名字都在其中。我兴奋地拿着3份档案指给他看，白发老人欣然凝视，频频点头，泪水浸湿了眼角。
我在为老人出具的服役证明里一并说明了受表彰情况。领导知道后，拿着证明亲手交给老人。他用颤抖的双手郑重地接过证明材料。临行前，他同我们一一握手道别，还向我们行了个军礼，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望着老人渐行渐远的背影，我为自己是兰台人，并且能体现自身价值而感到骄傲与自豪。
修建单位史馆那年，需要对单位历史沿革、重要事件、人事变更、授奖立功等情况进行核查考证。我与组织干事在档案室从立档之初一直查到建单位史馆当年，两个月的时间，共核查档案数千份，做到了无一差错、无一遗漏，为单位史馆建设提供大量珍贵的原始档案和信息，得到了部队首长的多次表扬。
冬去春来，几近十载，我与档案就这样亦师亦友地相依相守。我已记不清有多少人来查询、借阅过档案，也记不清收集、鉴定、整理、保管了多少档案材料。青灯黄卷，埋首伏案，沉浸在饱含墨香的档案室，我希望从指尖滑过的一件件档案材料，将来都能作为参考凭证惠及公众，这便是我坚守兰台的全部意义。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8年5月3日 总第3214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