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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大楼

作者:刘一达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8-03-27 星期二

    40年前的北京,很难见到5层以上的楼房,人们把各类高层建筑统称为“大楼”。那时候,大多数北京人住在胡同里,胡同里的四合院或大杂院是无数普通北京人的家。大楼是老百姓眼里的稀罕物,北京人把大楼当风景看。

北京人看大楼如同看风景

1959年的复兴门内大街及民族文化宫 刘鹏 供图

    我小时候,普通北京人不但不知道空调什么样,一般的家庭连电风扇也买不起。三伏天,酷热难耐,住的房子又小,胡同里的大人便带着自家孩子“找大楼”——高楼之间有穿堂风,人们坐在楼下消暑乘凉。这是我小时候对大楼的第一印象。我们家住在西城区辟才胡同西口,离民族饭店和民族文化宫很近,小的时候,每到夏天的傍晚,吃了晚饭,我妈便带着我们到这两座大楼下面乘凉。当时,我觉得这两座建筑物非常高大,现在看来,在北京城鳞次栉比的大厦中,它们的身高只能算“小弟弟”。

    那会儿的北京城,高层建筑很少。拿西单、西四、白塔寺、阜成门一带来说,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5层以上的建筑大概只有四五处:位于复兴门内大街北侧的民族文化宫和民族饭店;白塔寺十字路口东南角的原中共中央华北局大楼;西单十字路口西边路北的原商业部大楼;再有就是位于白塔寺以北福绥境街道的一座居民楼。这座被称为“福绥境大楼”的建筑建于1958年,楼高8层,是北京最早安装电梯的居民楼。2007年,“福绥境大楼”被列入第一批《北京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成了北京城“楼史”的见证。

上海的大楼真有那么好吗

    改革开放之前,胡同里的北京人很少出城,老一辈的北京人连去趟天津都觉得新鲜。1982年,我到福建、江西、江苏、浙江等地出差。街坊四邻知道我要到南方出差,而且去那么多地方,都羡慕不已。邻居姜大妈用惊羡的口吻问我:“你是要去上海吗?”姜大妈当年60多岁,一辈子没出过北京城,在她看来,到南方出差,不去上海,等于没去。“上海的楼可高了,你到上海可得看看那儿的大高楼。”姜大妈笑着说。这老太太一天到晚抱怨住平房的种种不便,渴望有一天能看看上海的大高楼什么样。

    也许是受姜大妈的启发,在去浙江的路上,我特地拐了个弯儿,在上海呆了几天。一到上海,我顾不上吃饭,直奔外滩。深秋的外滩,黄浦江面微波粼粼,海风拂人,感觉非常舒服。江面上来往的轮船,与街上古老的欧式建筑相互映衬,确有点儿“洋范儿”。沿着外滩的弧形马路是一水儿的西洋风格高层建筑,我想,姜大妈让我看的就是这些大楼吧?我在这些大楼周围转了一圈儿,很想以这些洋楼为背景留个影,但没有照相机,只好把景儿留在记忆里了。一位“老上海”看我对着大楼发愣,跟我攀谈起来。他指着远处的一座洋楼告诉我:“它的前身是汇丰银行大厦,1921年开工,建了3年。当年号称‘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最讲究的建筑’。1949年以后,成了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办公楼。”后来,我从书上知道,外滩当年是黄浦江边上的一片泥滩。1844年被划为英租界,从此成为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的起点。这里汇集着怡和、沙逊、汇丰等外资银行,以及永安、先施、新新、大新等百货公司,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在胡同长大的我,眼中的高层建筑就是民族文化宫和华北局大楼,外滩的欧式大楼,带着浓浓的洋味儿,看得我眼花缭乱。回到小院,我兴致勃勃地和邻居们“炫耀”我在上海看到的大楼:“那楼高着呢!全是石头砌的洋楼。漂亮,太漂亮了!”我颇为得意地说。“真的啊!你没住一宿?”姜大妈啧啧了几声,问道。“当然,能不在楼里住几晚上吗?”我故意逗她说。其实我在上海并没有住在外滩附近的酒店。“你住进去了?那大楼?太造化了!”她一脸惊诧地说,好像那楼让我给买下来了似的。

    在上海看大楼的经历,让我心里久久难以平静:上海的大楼真的有那么好吗?其实,我并没看出它比北京的四合院好到哪儿去。

想上楼的姜大妈最终选择了“落地”

1991年的崇文门十字路口 刘鹏 供图

    上世纪70年代末,北京建起了新一代的民用建筑,这就是“前三门”(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一线的单元式居民楼,这些楼房楼层有十多层,在当时算是高层建筑了。和六七十年代建造的“筒子楼”相比,这些单元式居民楼大大改善了普通百姓的居住条件。

    姜大妈对我说:“您去看了吗?那可是大高楼呀!可高可高啦!”姜大妈为了看大高楼,专程去了一趟前门,沿着前门西大街走了一趟,回来对院里的人说:“那楼太漂亮了,高,看得我直眼晕。”我打趣道:“真让您住,您住不住?”她笑道:“敢情!我做梦都想住,可惜没这福气。”我跟她逗了个闷子:“听说好多人嫌高,不敢住。市里的头儿发话了,谁愿意住谁住。现在正在登记呢。”“真的?”姜大妈急切地问,一脸认真的表情。“您说世上能有这好事儿吗?”我笑道。很明显,我在跟她开玩笑,可偏偏姜大妈信以为真了。第二天,姜大妈天不亮就出了家门,直奔“前三门”,寻找想像中的“申请住高楼登记处”。姜大妈犯了气迷心,在“前三门”溜溜儿转了一天,逢人便打听住楼登记处。附近居民以为她神经出了什么问题,想把她送到派出所,恰在这时碰上了胡同的街坊,把姜大妈送回了小院。我赶紧给老太太赔罪:“大妈,是我多嘴,不该跟您开这么大的一个玩笑。您是打是罚我都受着!”老太太看着我,好半天说不出话,眼里漾出泪花,嘴角动了几下,喃喃道:“这要是真的多好呀!”

    后来,我搬出了这个小院,我们那条胡同也拆迁了,老街坊们前后脚都住上了楼房。

    前不久,在一次朋友聚会上,我邂逅了一位胡同里的老街坊,跟他聊起了当年小院里邻居看楼的往事,自然也聊到了姜大妈。这朋友告诉我,姜大妈后来住上了楼,但住了没两年又想当年的小院了,非要回去不可。“你说咱北京人多有意思,住平房的时候,哭着喊着要住楼。真住上,又觉得住大杂院好了!”他说。“住楼房,人成天在半空中待着,接不着地气呀!人还是得落地儿!”我笑道。“是呀,这回,姜大妈是真‘落地’了!”“怎么?又找了个小院?”“哪儿找小院去呀?是她从楼上跳下去了!”“什么?跳楼?”我大吃一惊,眼前浮现出老人当年看楼时憨憨的笑容,不由得鼻子一酸,落下泪来。我想,姜大妈跳楼也许有复杂的原因,但毕竟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落地”了。望着身边不断长高的钢筋水泥森林,想到一个平凡老人的人生,我蓦然一惊:落地,看楼,想楼,住楼,跳楼,落地......这是人生的轮回,还是城市的轮回呢?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8年3月23日 总第3197期 第三版

 
 
责任编辑:王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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