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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觉寺惨案:佛门竟成屠戮地

作者:特邀撰稿人 刘传吉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7-12-20 星期三

    编者按

    佛教寺庙本该是远离血火的清净之地,每逢战乱也常成为平民的避难之所,但侵华日军在发动南京大屠杀期间,遍布宁城各处的寺庙庵堂亦未能幸免,僧人、难民被肆意屠杀的悲惨事件多有发生。值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80周年祭,本期二版依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保存的相关档案,以正觉寺惨案、消灾庵惨案幸存者的证言为切入点,回顾80年前那场血染金陵的民族浩劫。侵华日军反和平、反人类的罪行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正觉寺遇难同胞纪念碑,其下为金陵中学学生所献鲜花。

碑记惨案 永诫后人

    在南京城南武定门内南侧紧邻门洞的地方,立着一块形制普通的灰白色石碑,正面刻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正觉寺遇难同胞纪念碑”碑名及“南京市人民政府立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字样,明示着它的身份。该碑最初立于武定门内长乐路与江宁路交叉口的正觉寺旧址上,后因故被迁移至现址。石碑背面刻有碑文数行,简述了80年前侵华日军血洗正觉寺的概况及立碑纪念之旨: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侵华日军在武定门正觉寺,将该寺僧人慧兆、德才、宽宏、德清、道禅、刘和尚、张五、源谅、黄布堂、晓侣、慧璜、慧光、源悟、能空、倡修、广祥、广善等十七人集体枪杀……兹值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五十周年,特立此碑,悼念死者,永诫后人,铭念历史,振兴中华。

    碑文对于武定门内正觉寺惨案中僧人被害情形的记述,系采录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以下简称“审判法庭”)《谷寿夫战犯案判决书之附件》中“(甲)关于集体屠杀部分”第26条的说法,唯对惨案中平民被害情形未有交代(判决书附件中对此也有记录,因证据材料数量巨大,遗漏在所难免),故未能涵盖惨案全貌。相关档案显示,正觉寺惨案的惨烈程度要大大超出碑文的描述。

清代古寺 见证浮沉

    “正觉”为佛教术语,又译“三菩提”,谓证悟一切诸法之真正觉智,故成佛又称“成正觉”。正觉寺在全国各地多有分布,在南京也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但武定门一侧的正觉寺则始建于清朝中叶,其前身为门东小心桥东的水月庵。嘉庆十八年(1813),水月庵僧人镜澂助两江总督百龄捕获“妖人”方荣升。嘉庆二十年(1815),为表彰镜澂功绩,百龄奉敕为其改建了新寺,名为正觉寺。正觉寺是城南名胜,寺中供有缅甸玉佛,法相庄严,为南京仅有。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英方代表璞鼎查等曾来寺中游览,正觉寺可谓中国近代沉沦肇端的见证。到民国时,寺中尚有房屋四进,佛殿两座,僧舍十间,香火旺盛。1928年,南京特别市政府为缓解中华门交通压力,改善城南居民卫生条件,便利民众出城取水,在正觉寺左近拆除城墙,开辟武定门,正觉寺遂有了档案中“武定门444号”这个新址(该寺于抗战中遭受日军破坏,幸未全毁,1958年被拆除,改建新华玻璃厂)。

四十余人 命丧一寺

    1937年12月初,日军攻至南京城下,城内外民众纷纷离家逃难,正觉寺亦成为难民的藏身之地。当时寺内除了僧徒10余人,还有避难民众数十人。12月13日下午,日军中岛部队一部由武定门进城,闯入正觉寺,肆其兽性,杀人放火,抢劫破坏,无恶不作,正觉寺顿时沦为人间地狱。和南京大屠杀时期的绝大多数惨案一样,正觉寺惨案也未能留下任何现场影像,好在有战后形成的若干档案,使我们对惨案状况得以形成比较完整的认知。

    1946年7月18日,正觉寺住持莲华(42岁,安庆人)——他也是正觉寺惨案的幸存者——向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调查员顾威提供了正觉寺惨案中受害僧人的信息,形成了15件调查表,后被提交审判法庭,并被法庭采信,定为审判谷寿夫战犯案的甲字(集体屠杀类)第29—33、35、36、38—45号证据。最先填写的是慧光被害调查表(甲字第40号证据),其“被害详情”一栏中写道:

    据证人(莲华——引者注,以下同此)目睹详述,本寺僧道慧光等十五名(各姓名另列表)均看守寺院,被日寇中岛部队士兵集体均以步枪射死,或用刺刀戮(当为‘戳’字笔误,以下同此——引者注)杀。同时并有不知姓名躲难者三十余名,亦在本寺空地遭屠杀。但物用东西均损失,被掠一空,不可胜计。

    莲华报告的被害僧徒数量是15人,而非纪念碑碑文中所写的17人,多出的两人(刘和尚、黄布堂)实为难民,而非僧人。该件除交代慧光本人被害情形外,对整个惨案状况亦有综述,而其他14件调查表则只就被害者本身作简要记述,谓:“据证人(莲华)详述,受害人系本寺僧道,与慧光等被日寇集体屠杀。”15名僧人的具体名单为:慧光(46岁,江西人)、慧兆(57岁,浙江人)、德才(34岁,泰州人)、宽宏(14岁,如皋人)、德清(58岁,江苏人)、道禅(45岁,江西人)、张五(28岁,泰州人)、源谅(47岁,湖北人)、晓侣(38岁,江西人)、慧璜(48岁,南京人)、源悟(52岁,泰县人)、能空(75岁,江西人)、倡修(58岁,淮城人)、广祥(32岁,泰州人)、广善(36岁,淮城人)。其中最年长的能空已75岁,最年幼的宽宏才14岁。被害地点都是“本寺空地”。

正觉寺僧人慧光的被害调查表(甲字第40号证据)及正觉寺难民黄小二子的被害调查表(乙字第278号证据)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由于正觉寺寺内难民是临时避难,且时隔久远,莲华对其姓名无法记忆,只能笼统地说“不知姓名躲难者三十余名”,自在情理之中。那么,这些难民的姓名、身份能否考实呢?笔者有幸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中见到了1946年8月5日正觉寺惨案幸存者郭夏氏、李陈氏等向调查员顾威作证具结的刘和尚等10人的被害调查表,这些调查表后来被审判法庭定为审判谷寿夫战犯案的甲字第34、37号和乙字(零星杀害类)第73—79、278号证据。调查表中对于各被害人的被害情形都有具体记述,兹录之如下(括号内文字系笔者据调查表内容补注):

    “据证人(郭夏氏)详述,受害人(郭荣寿,46岁,南京人)系本人之夫,于是年(1937年,以下同此——引者注)因日寇进城避难该寺,遂遭日寇枪杀。”

    “据证人(郭夏氏)详述,受害人(刘和尚,18岁,南京人。纪念碑碑文误作僧人)系本人之婿,于是年因日寇避难正觉寺,被日寇用刺刀戳肩膀一刀,胫一刀,屁股一刀,当日未死,于次日又被日寇用刺刀戳死。系刘郭氏之夫。”

    “据证人(郭夏氏)详述,受害人(刘金泉,36岁,南京人)系本人亲属刘郭氏之叔公,于是年因日寇避难正觉寺内,当日(15日)被日寇拖去抬物品,因受害人要求回家,遂遭日寇在乌衣巷枪杀。”

    “据证人(郭夏氏)详述,受害人(周宏元,年龄不详,南京人)系同避难该寺,因日寇进城,于是年被日寇枪杀。尚有受害人之妻(周乔氏)及女儿周小二一并被枪杀。”

    “据证人(郭夏氏)详述,受害人(周乔氏,年龄不详,南京人)系同在正觉寺内避难,于是年被日寇枪杀。其夫及女儿亦是日被枪杀。”

    “据证人(郭夏氏)详述,受害人(周小二子,11岁,南京人)系被难者周宏元之女,被日寇用步枪射死。同时,受害人被打死后,被日寇将上下身衣服剥净光,并用泥涂于满身。”

    “据证人(李陈氏)详述,受害人(李宏奎,35岁,南京人)系本人丈夫,于是年因日寇避难正觉寺,被日寇拖在该寺内用步枪射死。尚有小叔李洪涛、公公李发芝、儿子李金荣、伙计王起发,亦被在场枪杀。”

    “据证人(李陈氏)详述,受害人(李发芝,62岁,南京人)系本人公公,于是年因日寇避难该寺,遂遭日寇枪杀。”

    “据证人(李陈氏)详述,受害人(黄布堂,33岁,淮城人。纪念碑碑文误作僧人)于是年因日寇避难该寺,藏躲木箱内,遂被日寇以刺刀戳死。尚有受害人之子小二子,六岁,亦被日寇用刺刀戳死。受害人系本人近邻。”

    “据证人(李陈氏)详述,受害人(黄小二子,6岁,南京人)于是年因日寇随同其父黄布堂避难该寺木箱内,遂被日寇用刺刀一并戮死。”

    以上10件,共涉及被害者13人,分属郭夏氏、周宏元、李陈氏、黄布堂四个家族。关于李宏奎被害调查表中提及的李洪涛、李金荣、王起发3人,当亦分别填具了被害调查表,但现已无存。

    实际上,正如莲华所述,被杀的难民并不止上述13人。同样在1946年8月5日,郭夏氏、李陈氏还向调查员报告(调查表原件现藏南京市档案馆):“是年因日寇进城时,有管姓名不详,及有不详姓名等,约计十五六名,均避难防空壕内,遂被日寇用机枪扫射,均无幸免。”据此,被害者中当另有身份不详的管某一人及不知姓名者十四五人,加上有名有姓的13人,共计二十八九人,与莲华所说“三十余名”相去不远,恰相印证。被害的难民当在30人左右。

    综上,1937年12月13日在正觉寺惨案中殉难的僧人、难民达40余人(刘金泉15日在乌衣巷被杀,不计在内),其中姓名、身份确凿的有僧人15人,难民12人,不知身份者十几人。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7年12月15日 总第3156期 第二版

 
 
责任编辑: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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