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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历史 珍爱和平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80周年祭

作者:江 洲等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7-12-13 星期三

  编者按

    2017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0周年,也是第四个国家公祭日。

    1937年12月13日,古城沦丧、炼狱六周、生灵涂炭、血染秦淮、水赤长江、同胞罹难、山河泣血……30万生灵惨遭杀戮,日本法西斯的暴行,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最黑暗的一页。这场震惊中外的大屠杀,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永远的伤痛,也把日本侵略者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这一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残暴行径,铁证如山,早有历史结论和法律定论。长期以来,日本国内总有一些势力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为二战甲级战犯张目,企图挑战国际社会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正义审判,挑战二战结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对此,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决不答应。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了避免历史悲剧重演,梳理出南京大屠杀那段历史,显得弥足珍贵。本报特别策划《铭记历史 珍爱和平》专题报道,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珍档为依托,邀请其档案研究专家利用大量档案、史料及历史照片,从加害方、受害方、第三方的视角全方位呈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同时还揭露了日军大肆劫掠中国文化珍品的种种罪行,等等。

    铭记历史,勿忘国耻。今天,我们慎终追远,以国之名行祭之礼;以史为鉴,在历史痛感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烈火浓烟笼罩南京城

    日军占领南京后,大肆纵火,焚烧民居、商店、学校、医院、寺庙。在日本侵略者的淫威下,古老而繁华的南京城,成为一座烈火浓烟笼罩下的死亡之城。

    自1937年12月20日起,日军有计划地对南京全城进行大规模焚烧。

    留在城内的难民曾目睹日军纵火焚烧的情形:“其烧屋方式,先认为可烧者,由日寇于门上画一记号,纵火者则按号以化学液体药品倾门窗上,即能燃烧,虽泼水不能熄灭,巨室屋楼,转瞬间子虚乌有。”

    时任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副总干事费奇,在12月20日的日记中也有如下记载:“暴行继续不已。全城大火蔓延。午后5时,我偕史密斯君乘车出外,城内最重要的商业区太平路一带,烈焰冲天。向南行,我们看见日本兵在店铺内放火。更向南行,我们看见日本兵忙着把东西装入军用卡车。青年会已起火,尚未波及附近的房屋,起火的时候,显然不久。我们无心细看,匆匆前进。夜间我从窗口眺望,14处的火舌,向天空飞腾。”

    日军的纵火焚烧,长达一个多月,给南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到处是烈火浓烟,无数商店、住宅和街道,在烈火中毁灭。

    一个月后,记者以《大火遍全城》为题报道了日军在南京纵火焚烧的暴行:“敌军于13日进城,乘炮火未尽之气焰又大施纵火,到处狂烧,猛烈之巨火浓烟笼罩于全城,达一月之久。此空前大火,使城内居民无时不在惊骇恐怖中,其延烧区域计有中华门、夫子庙、中华路、朱雀路、中正路、国府路、珠江路及陵园新村等地带,所有高大建筑及商店房屋均付之一炬,凄惨情况,目不忍睹。”

1947年3月10日,中国军事法庭审理谷寿夫判决书附件中有关日军纵火焚烧罪行的档案(部分)。

    中华路和太平路是20世纪30年代南京最繁华的两条商业街,在日军的纵火焚烧下,全城几乎变为废墟。中华路南起中华门城堡,北至内桥,是南京历史久远的商业中心,早在1300年前就是都城的御道。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耗资16万元,将该路扩建,1932年竣工后,大商店云集,逐渐成为绸布、钟表、糕点和金融业汇聚的闹市区。1937年12月13日,日军由中华门攻入城内,随即纵火焚烧,从中华门一直烧到内桥,街面店铺和居民住宅70%被烧毁。1938年6月,南京交通银行会计主任黄钰受命赴南京调查日军破坏情况,他在调查报告中提到中华路时说:“中华门至内桥之中华路,百分之九十九,全毁于火,破瓦颓垣,绵至数里,几无一完栋。”

 日军在南京沿街纵火,焚烧民居、商店。

   与中华路平行的另一条商业街太平路,是1931年在花牌楼大街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南接夫子庙,北连大行宫,商店云集,车水马龙。在日军纵火焚烧下,太平路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从大行宫至白下路口,焚毁达95%,除杨公井中华书局及毗连之十余户外,几乎全部毁于大火。1938年2月1日,德国人沙尔芬贝格在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叙述了他在太平路看到的情况:“太平路两旁的房屋全部遭到破坏。我不得不尽力使自己相信这一点。这条街上的房屋全部烧毁。”

    位于城南的长乐路,是一条东西向、与中华路十字相交的支路。在日军的焚烧下,长乐路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其毁灭程度,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中可窥一斑:长乐路173号,系商民张宗仁所开杂货店铺,南京沦陷时,店内存有白糖70余件、油50余担、盐180余担、杂货140余担、米面数十担、酒40余担、酱货81缸;另在226号设有货栈,有白铁房3大间、披房5间,存油480余担、酒70余坛、坯货120余缸、碱130余担;以上两处房屋、财物,均被日军付之一炬。长乐路196号,是一家具有60年历史的童恒春药店,日军进城后,肆意纵火,“延烧全部房屋计十四间,厢房八间,阁楼一间,木造高架晒台一座,以及各种粗细药材、参燕、货物……并各用人之行李等,均被焚毁,损失尽尽”。长乐路204号和169号,是商民张俊开设的肉铺,“有楼房各一进,披厦一间,内存各肉案二扇,刀共大小十把,秤大小六把,活猪十余只,行李全部,房屋货物,悉被敌军中岛部队焚毁,损失尽尽”。短短几十米的街面,就有9家店铺100余间房屋被毁。日军留给南京市民的只有废墟。江 洲

华夏文化惨遭劫难

    南京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日军占领南京期间,无视国际战争法规关于保护一切文化设施的规定,在制造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同时,使我华夏文化惨遭劫难。

    位于城南秦淮河畔的夫子庙,始建于北宋景佑元年(1034),是供奉和祭祀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处所,同时也是江南学宫所在地,主殿大成殿,供奉孔子牌位。日本学界公认孔子对日本文化有深远影响,但是,日军占领南京后,立即纵火烧毁了作为古代南京文教中心的夫子庙。

    位于南京南郊的牛首山,海拔240余米,是著名的佛教圣地,也是“牛头宗”的发源地。1000多年来梵宫琳宇,佛寺相连。抗战前夕,虽然古寺名刹已趋衰败,但还有不少寺庙建筑,蔚为壮观。牛首山还是一绝佳风景区,翠谷丹崖,古柏掩映,“牛首岚烟”被誉为“金陵四十八景”之一。1937年12月10日,日军将满山古树砍伐一空,历代佛寺付之一炬。从此,风景秀丽的牛首山成了一座光秃秃的荒山。

    日军占领南京后,用枪炮击毁了陈武帝万安陵前的石麒麟,肆意毁坏明初建筑的世界第一砖石城墙,纵火焚烧了中华门西街年代久远的清真寺、璇子巷清真寺、下关二板桥清真寺等宗教场所。一些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桥梁,如文德桥、利涉桥、准清桥、大中桥、九龙桥等,或被炸,或被焚。

    中日两国“同文同种”,中国字画、文物、古玩、经像法器等,对日本侵略者来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日军占领南京后,大肆搜刮抢劫文物、字画。

    1933年5月,从北京故宫博物院分5次运往南京的古物有19634箱,南京沦陷前,运出16681箱,城陷时未及运出的还有2953箱。1938年6月,日军特务打开575箱,清点文物数字为8096件。接着,他们又从库内劫去2273箱文物,其中包括玉牒、红档、实录541箱,普通档案1217箱,图书类475箱,地图类15箱,其他25箱。日军还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抢去古物玉器、金石50余种。特别令人痛心的是,中央研究院殷墟发掘所的古物、拓片也被日军劫抢、破坏无数,损失难以估计。南京民间私家收藏古玩、字画被抢劫者也为数不少。

日军占领南京后,夫子庙被烧为一片废墟。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南京比较有规模的图书馆有中央图书馆、国学图书馆、中央大学图书馆、金陵大学图书馆、南京市立图书馆等。这些图书馆西撤后留存的大量图书,多遭日军损毁劫掠。

    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特务部立即组成了“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受委员会”,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文化劫掠行动。

    1938年1月22日,9名日本特务从上海赶到南京,对南京70多处可能有重要书籍和文献的重点单位,进行了为期10天的“调查”。3月6日,他们又第二次来到南京,在当地日本特务机关和宪兵队的配合下,对上述70余单位逐个进行掠夺,历时近一个月。他们将搜集抢来的图书,堆放在珠江路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内一座三层大楼里。

    为整理这些图书典籍,日军总部、满铁上海事务所、东亚同文书院、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等单位代表组成了“日支文化关系处理委员会”,并派出35名专家进行分类整理。从6月底至9月初,经两个多月的清点整理,共清出图书文献88万余册。在这批被日寇掠夺的图书中,有古籍42万册,其中多为善本珍籍,宋版书有400余种,《清朝历代皇帝实录》3000多册,10套完整的《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国学图书馆珍藏的范氏木犀香馆藏书和八千卷楼藏书。荻 力

南京大屠杀中的魏特琳女士

    魏特琳,1886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1912年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大学毕业后,她来到中国安徽,创办学校。1919年,魏特琳被聘为南京金陵女子大学(1930年改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后任教育系主任。自此开始了她与金陵女子大学长达20多年的不解之缘。

魏特林(前排左三)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的职员合影

    1937年11月,战火逼近南京,城里难民的数量陡然激增,来自美、德两国驻宁的各界人士建议创立国际安全区,组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17日,魏特琳致函美国大使馆,建议设立一个安全区,让那些无法撤离南京的难民有一个相对安全的栖身之地,以躲避战火。在此之前,美国大使馆曾经多次催促魏特琳离开战火中的南京,魏特琳的回答是:“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抛开中国。”12月1日,美国大使馆最后一次召集所有尚滞留在南京的美国公民,下令撤离,魏特琳不顾使馆“再不撤离以后无法保证生命安全”的警告,毅然在大使馆出示的“无论如何也不离宁”的证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姓名,表明她留在南京的决心。

    12月8日晚,日军分三路兵力同时开始对南京城发动猛烈的进攻,入城后,到处奸淫、劫掠、烧杀。原计划将有2700多名难民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避难,但由于日军疯狂的暴行,惊恐万状的妇女像潮水般涌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仅仅几天就达1.3万多人,校内凡是可栖身的地方都挤满了人。魏特琳在12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从早上8点半到晚上6点,我一直站在校门口,看着难民们源源不断地涌进校园,许多妇女神情惊恐。昨夜是恐怖之夜,许多年轻妇女被日本兵从家中抓走。”

    尽管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门口挂着美国国旗,但日军还常常强行入内。由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内聚集了很多年轻女性,更成为日军窥伺的目标。在日军进城的前10天里,每天至少有10群至20群的日本兵进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抓人、强奸妇女、抢劫钱财。魏特琳一面组织校内教职员工巡逻校园,一面请来在“国际安全区”服务的外籍男士轮流守夜。她自己更是日夜操劳,不是守在门房,就是被叫去阻止进校来奸掠的日军。许多时候,她都是和衣而睡,以便随时应付突发事件。

    在南京大屠杀那段黑暗的日子中,魏特琳是南京妇女眼中的守护神,是难民们的精神支柱。魏特琳安慰鼓励难民们,给他们以胜利的信心和生活的勇气,她说,“中国没有亡,中国不会亡,日本一定会失败”。魏特琳不仅保护着难民,还想方设法改善她们的生活。她将学校的存粮拿出来分发给难民,并由红十字会粥厂每日供应难民两次米粥。她还请教会医院的医生给难民打防疫针,设法为营养不良的儿童弄到了一些奶粉和鱼肝油。

    作为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见证人,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这些人认为战争是民族的罪行,是违反在天地万物心灵深处创世精神的一种罪过,但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奉献给那些无辜受害者,以及献给那些家庭被烧、被抢,或是那些在战争时期被大炮、飞机炸伤的人,帮助他们康复。”

    魏特琳殚精竭虑为他人服务,终因心力交瘁而病倒。魏特琳曾说:“假如我有两个生命,仍愿意选择为华人服务。”特邀撰稿人 刘楠楠

田伯烈与南京大屠杀真相的传播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入南京城,随后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血腥大屠杀,繁华的南京城陷入了万劫不复的人间地狱。由于日军封锁消息,外界没能在第一时间获得南京大屠杀的事实真相。战后,日本国内右翼分子竟以“当时世界上的任何国家都没有报道这一事件,国际联盟也没有相关的谴责议案,美国、英国、法国等欧美国家更是没有任何的抗议行为”为由,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当年,英国《曼彻斯特导报》驻华记者田伯烈(H·J·Timperley)是全面、公正地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西方人。

1938年7月5日,国民参政会秘书处关于赠阅田伯烈著作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的函。

    田伯烈,英国著名新闻记者,1918年来华。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后,田伯烈与法国神父饶家驹等人,一起成功地组建了上海南市安全区,收容安置难民。他目睹了侵华日军在攻占上海时的种种反人道的罪行。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展开疯狂大屠杀后,田伯烈想去实地采访,但他的申请未获日军批准。没去成南京的田伯烈继续关注和搜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1938年1月16日,他利用收集到的资料,拟写了一份新闻电稿,准备拍发给《曼彻斯特导报》,向全世界公开揭露日军暴行。他在文中写道:“自从几天前回到上海,我调查了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暴行的报道。据可靠的目击者直接计算及可信度极高的一些人的来函,提供充分的证明……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很多是极其残暴血腥的屠杀。抢劫、强奸幼童及其他对平民的残酷的暴行,在战事早已于数星期前即已停止的区域继续发生。”这份最早报道日军杀戮30万中国人的电稿,被日方新闻检查官检扣。

    1938年2月,田伯烈在上海全国基督教会图书馆和教会负责人办公室,查看到了留在南京的美国人贝德士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其他成员史迈士、费奇、马吉等人发来的证言、书信和日记等资料。3月21日,他以这些资料为依据编写了《What War Means,The Japanese Atrocities in China》一书(中译本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在该书的结论部分,田伯烈指出:日军在南京及中国其他地方所犯种种暴行,是日本最高军事当局有意识、有计划地实施恐怖政策的结果,是日军的法西斯本性所致。同时,他呼吁英美各国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应该袖手旁观,漠不关心”,而是应拿出实际行动“实践以军火或金钱援助中国的诺言”。

    1938年4月,田伯烈携书稿离沪赴欧。6月,该书分别在伦敦、纽约出版。而在田伯烈离开中国之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得悉消息,从他手中购得了原稿副本,并于同年7月,由杨明翻译,取名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在湖北汉口由国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中译本的出版,不仅揭露了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而且还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田伯烈编撰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让英美国家人民率先知晓了南京大屠杀真相,促进了南京大屠杀事实的传播。该书是世界范围内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最早的中、英文同时出版的专著,也是抗日战争期间西方唯一公开出版的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专著。此书出版后,1938年7月,田伯烈正式受聘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顾问,并出任该处驻欧洲办事处主任,负责联络英美政府的中心人物,推动英美民众团体援华反日运动。杨 斌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东京审判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11国在日本东京组织成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包括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在内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审理,并做出了正义的判决。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11名审判官组成,中华民国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汝璈出任审判官,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向哲浚出任陪席检察官。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合影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对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武藤章等28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

    由于南京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一件非常突出的暴行事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此案及其指挥官松井石根进行了专门审理。据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大法官梅汝璈回忆:“我们花了差不多三个星期的功夫专事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的中外证人(人数在10名以上)的口头证言及检察和被告律师双方的对质辩难,接受了100件以上的书面证词和有关文件,并且鞫讯了松井石根本人。”

    为了取得实证,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委派下,法庭工作人员带着两个美国人来到了大屠杀的发生地南京,找到了不少幸存者及遇难者家属,掌握一大批具体的资料,并将伍长德、梁廷芳、尚德义、许传音等中方证人带到东京。同时,南京鼓楼医院的医生威尔逊、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以及南京沦陷时任南京国际红十字会主席的美国人马吉等,也作为外籍证人赴东京作证。

    南京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德士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庭作证时,向法庭陈述了其耳闻目睹的日军在南京屠杀平民、强奸妇女、纵火焚烧、抢劫财物等令人发指的暴行。

    经过长达两年半的审判,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包括松井石根在内的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宣判。

    在长达1218页的判决书中,用两个专章的篇幅,作了题为“攻击南京”和“南京大屠杀”的判词,确认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在日本官方默许和支持下进行的,法庭也对日本违反战争法规在南京实施的暴行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公正判决:“在日军占领后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城内和附近地区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的总数超过20万。这一估计并不夸大其词,而是可以通过埋尸团体和其他组织提供的证据加以证实的。这些组织掩埋的人数多达15.5万人。大多数死难者都是双手被反捆着的。而且,这一统计数字还不包括那些被焚烧的、被扔进长江的以及被日军以其他方式处理的尸体。”判决书认定松井石根应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负责。判决书指出:“南京在沦陷前,中国军队已撤退,日军占领的只是一座未设防的城市。接下来就是日本军队对无助的平民实施的长时间的最恐怖的暴行。日本士兵犯下了集体屠杀、个人谋杀、强奸、抢劫和纵火等罪行。虽然日本目击者否认暴行的规模,但是来自不同国籍的中立目击者提供的相反的证据与毋庸置疑的谁应承担责任的证据却是压倒性的。这种无节制性的犯罪开始于1937年12月13日占领南京城,直到1938年2月初才停止。在长达6周至7周的时间里,数以千计的妇女被强奸,10万人以上被屠杀,难以计数的财产被抢劫和焚毁。在这些可怕事件的高潮期间,12月17日松井石根举行入城仪式并在城内住了5天至7天。根据他自己的观察和属下的报告,他一定已经意识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必须为他的渎职行为承担刑事责任。”据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松井石根绞刑。

    1948年12月22日,东京巢鸭监狱,南京大屠杀的主犯松井石根被推上了绞刑台,杀人元凶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曹必宏

“百人斩杀人竞赛”战犯伏法记

    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以其规模巨大和手段残忍,令全世界为之震惊。而这种惨绝人寰的杀戮,在南京城沦陷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在从上海向南京进攻的途中,两名杀人成性的日军少尉提出进行“百人斩杀人竞赛”,约定以先杀满百人者为胜。到攻入南京时,两人一个杀了105名中国人,另一个杀了106人。

    当时很多日本媒体都刊发了“百人斩”的消息,其中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的随军记者浅海等,从1937年11月29日至12月12日,跟踪报道了“杀人竞赛”的进展情况,并留下了一张臭名昭著的照片。在照片中,这两个杀人狂魔,并肩跨立,以军刀拄地,脸上挂着骄横而暴虐的微笑。照片中冷酷残忍的形象,成了日本侵略者典型的标志。

    这两名刽子手都在日军第16师团供职。一名叫向井敏明,26岁,山口县人,任炮兵小队长;另一名叫野田毅,25岁,鹿儿岛人,任富山大队副官。在无锡至常州间,两人展开“刀劈百人”的竞赛,向井敏明劈死了56人,野田毅杀了25人。12月2日,向井敏明与野田毅已随部队攻到丹阳县城。他们一路上逢人便杀,一共又杀死了70名中国人。其中,野田毅杀死了40人,向井敏明杀死了30人。12月10日中午,二人随第16师团攻至南京紫金山麓,当他们再次会面时,“战绩”为106比105。12月14日,《东京日日新闻》以《百人斩的超纪录》为题,对这场血腥的杀人比赛进行报道,并配发了那张臭名昭著的照片。

1937年12月14日,日本《东京日日新闻》有关“百人斩”的报道。

    日本战败后,向井敏明与野田毅作为战俘被遣返回了日本,过起了隐姓埋名的生活。

    在“百人斩”血色凝结十年之后的1947年,这张让人不寒而栗的合影被时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高文彬发现,随即将其复印并传回国内。

    高文彬,1921年出生于上海,1945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1946年,高文彬受聘前往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参加审判日本甲级战犯工作,先后担任国际检察处翻译官和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高文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工作是整理审判记录与搜集证据。为了搜集更多的证据,高文彬一有空就到国际检察处档案室查资料——那里集中了数不清的日本官方档案、媒体报道、机密文件。有一天,高文彬翻到了一份1937年12月14日出版的《东京日日新闻》,上面刊登了一张大幅照片——拍摄于侵华日军攻入南京不久,两个面带微笑的日军少尉军官拄刀而立。《东京日日新闻》的这篇报道,不仅时间、地点明确,杀人过程及其数字清楚,而且还配发了图片,无疑是侵华日军屠杀暴行的又一铁证。高文彬随即把报纸复印3份,一份留在检察处办公室,另两份转寄回国给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于是,那场灭绝人性的“百人斩杀人竞赛”在发生10年后,终于被公之于世。

1948年1月28日,血债累累的战犯向井敏明被押赴刑场。

    经多方努力,这两个残忍的杀人恶魔被抓获,并被引渡至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受审。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自1947年11月6日起,开始对向井敏明、野田毅进行侦讯。12月18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向井敏明、野田毅进行公审,审判长石美瑜严正宣判:向井敏明、野田毅在作战期间,共同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各处死刑。

    1948年1月28日,二人被五花大绑,押上囚车,在雨花台刑场结束了刽子手可耻的一生。特邀撰稿人 蒋 梅

    本版档案资料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提供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7年12月8日 总第3153期 第二、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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