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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5月25日厦门破狱斗争

小城春秋 风云激荡

作者:叶舒雯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7-10-23 星期一

    厦门是一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1930年5月25日,中共福建省委在厦门组织并成功实施了轰动全国的“5·25”破狱斗争。11名同志、11支短枪,仅用15分钟,攻破国民党反动当局监狱,解救出被关押的4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我方人员无一伤亡。厦门市档案馆馆藏档案记录了这次对敌武装斗争。

周密部署:制订破狱计划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革命活动。1930年3月,为纪念北京“三一八”惨案4周年,中共厦门市委组织领导了厦门反帝大同盟纪念大会,国民党当局逮捕了包括厦门市委书记刘端生和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陈柏生在内的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这些同志与前期从闽南、闽西等地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革命同志和在战斗中被俘的红军指战员及家属共40余人,被关押在厦门思明监狱。思明监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当局关押闽南“政治要犯”的重要场所,位于厦门市西南的厦门港,竖长方形平面布局,大致呈南北走向,与旧思明县政府相邻。

罗明

    当时,整个厦门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在得到敌人即将杀害这些同志的消息后,中共福建省委决定:攻打思明监狱,营救狱中同志。4月初,中共福建省委成立了由省委书记罗明、军委书记王海萍、组织部长谢景德、团省委书记王德、军委秘书陶铸组成的破狱委员会,领导破狱斗争。革命互济会主任黄剑津任破狱委员会秘书长。

    厦门市档案馆保存有“5·25”破狱斗争亲历者罗明于1959年回忆该事件时的有关档案。在这份《广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罗明谈话纪要》中,罗明回忆:此次救出的40多人中,有20多名共产党员,还有一些国民党左派分子和进步学生。20世纪80年代《福建党史月刊》登载的罗明《关于“5·25”厦门破狱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则披露了更多的细节:“当时省委的领导和准备参加破狱的人员都分批到思明监狱去查看监牢情况……经过实地调查,发现监狱里的管理腐败,有钱、有香烟贿赂看守就可以进去探监。”于是,破狱委员会的成员遂化妆“探监”,与狱中战友互通情报,掌握了敌方警卫力量部署情况,认为尽管敌人兵力整体强大,但就思明监狱这一局部而言,仍有漏洞。为保证行动成功,侦察工作可谓细致入微。他去探监时,曾仔细观察,对从思明县政府大门走到牢门需要多少步、破开牢门的方法等细节问题都做了反复考量。1956年,陶铸在广州的一次谈话中也回忆了破狱行动的一些细节:破狱当天,伪装探监的同志带上一个很大的饼干盒子,计划借口饼干盒太大,无法通过牢门上的小窗拿进去,让看守来开门。不过行动当天,看守还没打开铁门,就被一名同志打掉了。

1959年,《广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罗明谈话纪要》中有关“5·25”厦门破狱斗争的回忆(部分)。 厦门市档案馆藏

    选择破狱的时间,是行动能否成功的关键一环。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破狱委员会获得三个重要信息:一是思明县政府的国民党警备队每天吃两顿饭,第一顿开饭时间在上午9时;二是这一天是星期天,看守所的看管最为松散,国民党军警放假,长官不到机关办公,遇到突发事件难以快速集中;三是这天又是农历四月二十七,根据当时的潮汛9时许正是退潮开始的时候,船可以迅速离港,有利于被救人员快速撤离。综合国内革命斗争形势和各方因素,破狱委员会决定于当日9时实施破狱行动。

    破狱委员会组建了武装队,队长陶铸,11名队员分为内外两队。外队5人负责监视思明县政府及监狱门岗的敌人,内队6人以探监为名分组进入监狱,分别控制监狱的两道铁门和办公楼,剪断牢房的铁锁并带领狱中人员撤离。接应队负责护送出狱同志登船转移至同安县沿海村庄落脚,再设法前往闽西革命根据地。

里应外合:力求速战速决

    1930年5月25日上午,经过周密计划和充分准备的破狱战斗开始了。此时,由王德带领的10余名同志假扮“游客”,在监狱厦门通往海边的路上散步,准备一旦敌人追到这里,就假装吵架,制造交通混乱,减缓敌人追捕的速度;在琼州会馆,罗明、黄剑津派出联络员了解破狱第一线情形,以便及时解决突发事件;在打石字海堤边,破狱委员会事先雇用的两艘木帆船张开船帆,随时可以起航。

    武装队内队三组人员,以探监为名先后进入院内。其中有一人名叫客古,头戴草帽,身着长褂,长褂里藏着德国进口的老虎钳,手拿马玉山饼干厂生产的洋铁饼干桶,客古经过值守室时,副看守长卢永忠对他产生了怀疑,要求搜身检查。面对突发情况,另一位同志迅疾掏枪将卢永忠和看守李瑞凯击毙。

    枪声一响就是信号。此时,思明县政府门口的“杨梅小贩”迅速拔枪,两枪击倒了门警。陶铸、王占春率队冲进大门,埋伏起来。警备队员正在吃早饭,对门口的情况麻痹大意,队长吴广成刚探出头来吆喝“干什么?”,就被陶铸射出的子弹击中倒地,其他人顿时吓得鼠窜。同一时间,内队人员已经用虎头钳砸开牢门,不到15分钟便将狱中同志全部救出。接应队很快迎上,两人一组带人穿越小巷,没入露天市场的人群里,直奔沙坡尾上船,沿屿仔尾向西疾驰。

    为了安全撤离,破监委员会还使出了“障眼法”:事先安排一只汽船开往集美。此时,国民党已宣布戒严,封锁市区与港口的交通要道,他们像无头苍蝇一般,一会儿拦截“五通”海面一艘船,却只发现是一些少爷、小姐在乘船游玩;一会儿派人装成乞丐,到离厦门港最近的海澄县第5区港尾坪一带查探,同样一无所获。

    此时,越狱的同志已乘船跨过鼓浪屿与嵩屿间的海面,转而往集美东北边,过高集海峡,在南安、同安边界附近登陆,进入同安珩厝、彭厝村。他们在一所小学里隐蔽、整休之后,便分头前往闽西苏区和闽南各地,成为日后我党发展革命根据地的中坚力量。

    “5·25”破狱行动就此告捷,整个战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顺利解救出我被俘人员,我方无一伤亡。据罗明回忆,当时“厦门报纸都登载了消息,把我们的行动描写像《水浒传》一样,南洋报纸也转载,以后党中央还嘉奖。群众称赞共产党的义气”。

    破狱斗争的胜利,对国民党当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致信国民政府行政院和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树庄,对厦门军警当局大加训斥:“今据该地调查员来函谓当地军警当局有掩饰情事,如果确实中央应令查,可使以后留心,不致酿成大患。”国民党驻厦门的海军司令林国庚因此事被调离岗位。厦门市档案馆另一份档案史料《鼓浪屿工部局警务处长关于厦门破狱斗争给鼓浪屿工部局主席的信》中写道:“不可否认,共产党已给厦门当局以沉重的打击,厦门维持治安者的士气也很消沉。”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7年10月20日 总第3132期 第二版

 
 
责任编辑:王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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