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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中书周福清的 “投书贿考案”

作者:特邀撰稿人 郭 琪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7-09-07 星期四

    鲁迅曾这样总结自己少年时家族的命运:“颓运方至,变故良多。”这所谓的“颓运”,便是由其祖父周福清的“贿考案”引起的。案发之后,周家不得不变卖家产,打通关节以求保住周福清的性命,从此,其家族地位在绍兴府也一落千丈。为了避祸,当时13岁的鲁迅被送到乡下生活,使其逐渐体验到了人间冷暖。那么,这场对鲁迅影响极深的“贿考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光绪二十一年(1895),光绪帝免除勾决周福清的谕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周福清心生贿考意 殷如璋拿获投书人

    周福清是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人,同治十年(1871)参加会试并中了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3年后,他被派至江西金溪任知县。此后,周家在会稽县的地位也随之不断提升,成为县内有名的望族。

    光绪五年(1879),周福清捐了一个内阁中书重新回到京城任职。光绪十九年(1893),周福清的母亲病逝,他于三月以“丁忧”为由,回到了家乡会稽县。当时,江浙一带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的波及,周家老宅因无人管理,坍塌倾倒,显得十分落魄。周福清看到这番景象后,心中极为难受、愤懑,总想找机会重振家业。

    七月初,周福清计划回京探望亲友,便从绍兴府的朋友陈顺泉家借了一名叫陶阿顺的佣工陪同北上。二十日,周福清从绍兴府出发,三天便到了上海。他刚到上海就听到了一个消息:负责今年浙江乡试的正考官是殷如璋,这几天正好要去往苏州监考。周福清心想,自己与殷如璋有年谊之交,何不请他帮忙周旋,照顾一下自己今年参加乡试的儿子呢?而且,自己的亲朋好友中不乏家道殷实而又有子侄兄弟参加此次乡试的,如果能从中挑选几个让其一并通融,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待事成后还怕这些有钱人会不送上重谢吗?

    周福清越想越觉得可行,因此,他果断决定暂缓北京之行,赶往苏州。二十五日晚,周福清到苏州后,立即让陶阿顺出去打听殷如璋的消息。陶阿顺很快就打听到殷如璋还在途中,尚未达到。周福清得知消息后,便支开船夫与随从,独自拟写书信。他在信中写到自己的儿子周用吉为生员,参加本年乡试,另有“马官卷、顾、陈、孙、章”五人,希望殷如璋能够一并酌情照顾,并约定这六人会在考试中寻得机会,写出“宸衷茂育”字样为暗号。信写好后,周福清见自己所带银两不多,便写了一纸空票,注明价值洋银一万元,与信件、名片一并装入信封,耐心等待殷如璋的到来。

    二十七日,殷如璋抵达苏州。周福清得知消息后,赶紧叫来陶阿顺,让其将密封好的信函与自己的拜帖给殷如璋送去,并嘱咐道:“先持拜帖求见殷如璋,如果殷如璋不方便接见,再将信函托下人转交即可。”然而,陶阿顺并没有完全记住他的话,一上到官船便将拜帖与信函一并给了殷如璋的仆人,让其转交。殷如璋拆开信函一看竟是贿考的内容,于是,连忙命人将陶阿顺拿住关押起来。

    周福清久等陶阿顺未回,便前去打听,方才知道东窗事发,恐惧不已的他连忙命人开船返回上海。而殷如璋为了不影响自己监考,将陶阿顺并信函等送交给了苏州府,请其上报处理。江苏臬司接到苏州府上报后,立即展开了对陶阿顺的审问。陶阿顺哪里见过如此阵仗,只供认他是绍兴府人士,是周福清的随从,是周福清让他前去投书的,其余的一概不知。江苏臬司见涉案人为浙江籍贯,便循例行文浙江臬司赵舒翘,将案件前后记录明白,连同涉案的信函、随从陶阿顺等一并移交浙江臬司。

浙巡抚细心断案件 周福清自首博同情

    光绪十九年(1893)八月六日,赵舒翘收到从江苏转来的案件材料后,立即向浙江巡抚崧骏汇报。此时的崧骏已经入闱,无法亲自审讯,便命赵舒翘会同藩司刘树堂先督饬杭州知府陈璚进行审讯。在陈璚的仔细审问下,陶阿顺又将事情经过细说一遍,只是对于信函内容一口咬定自己的确不知。至此,周福清的“投书贿考案”已十分清楚,赵舒翘便将陈璚的审讯结果如实汇报给了崧骏,请其定夺。

    得知审讯结果的崧骏发现此事虽然性质很严重,但整个经过还是比较清楚的,于是,他便利用入闱的机会,根据周福清信函中提及的“马官卷、顾、陈、孙、章”和“小儿”等线索,查照核对考生信息。崧骏知道,“官卷”是乡试中专门记录官员子弟编次名号的花名册,因此他首先将重点放在了“马”姓官卷上,发现上面记录着今年只有一个叫马家壇的会稽县考生,虽然不能肯定他就是周福清所提及的“马官卷”,但是为了避免外界非议,崧骏还是决定将其禁考。而查找周福清的“小儿”则比较容易,崧骏比对了所有周姓考生登记的三代信息,很快便查到了周福清之子周用吉,遂将其一并禁考。至于信件中所列“顾、陈、孙、章”四人,崧骏考虑到只有姓氏而无全名,无法查实,只得作罢。

    八月二十二日,崧骏上奏光绪帝,称周福清“投书贿考案”已经基本查清,只是周福清本人现在何处,暂时还未查明,而此案如不能将周福清本人拿获到案审讯,尚恐不能审出全部实情。因此,鉴于周福清作为内阁中书的身份,崧骏请求光绪帝下旨将其革职,以便自己缉拿审讯。

    九月初二日,光绪帝看过崧骏上奏的案件经过后,指出周福清一案事关科场舞弊,必须将其缉拿归案彻底查办,并立即将其革职。崧骏得旨后,不敢稍有延误,立即在全省范围内发下海捕文书,展开搜查。

    那么,周福清此时究竟在哪呢?原来,他自苏州回到上海后,惊恐畏惧之下竟生了一场大病。待病好后,他便匆匆赶回了会稽县,在家中藏匿起来。当家人告知全省都在缉拿自己时,周福清深知难逃此劫,只好前往会稽县衙自首。知县俞凤冈迅速将其押解至省城,交由崧骏审讯。

    面对浙江巡抚崧骏的审讯,周福清对所做之事毫不隐瞒,只是辩称自己确实不是预谋贿考,而是在前往京城途中偶然得知消息,一时糊涂,想为自己儿子求个功名,才做下此事的。崧骏听后,心中也明白周福清所言非虚,顿生怜悯之心,只是国法难容,实在不能轻易宽宥,只能看看在判刑上能否稍加松动。

    崧骏通过翻查以往相似的案例发现,只要在乡、会试中有交通嘱托贿买关节等情由,一旦落实,基本都处以斩决,同时,也有记载只要主动投案的犯人,在本罪上可以减一等判刑的例子。经过仔细思量,十一月十日,崧骏将周福清贿考案的全部经过上奏光绪帝,并为其委婉开脱称,“该革员亦闻拿自首,偏查律例,并无作何治罪等条,惟查该革员中途求通关节未成,较之交通关节已成未中者情节似有区别,其所开洋票系属自写虚赃,与议单文券不同,且财未与人,未便计赃科罪,揆其事后,闻拿投首,尚有畏法之心”,请求“应否比例量予酌减”。而对于涉案的廪生马家壇、生员周用吉,崧骏认为“讯非知情,业已分别斥革,应与讯不知情之家丁陶阿顺均毋庸议”,至于“顾、陈、孙、章四姓,并无主名……应免查提,以省株累”。对于案件中的赃银,崧骏也建议“票洋系属自写虚赃,该革员又供家计贫寒,应免著追”。

光绪帝反复定生死 老中书获赦度残生

    十二月十二日,光绪帝接到崧骏的奏折后并未轻下结论,转而发给刑部,命刑部尚书松溎、薛允升等议定后再行奏报。十几天后,松溎等上奏称,根据崧骏所奏案件原委,查找则例中关于乡、会试考试官及应试举子有嘱托贿买等情节如何处理的记载,其中提及“必考官与士子彼此商说,允准或书明银数,或给予字眼一予一受,方可以交通贿买论”,而周福清仅向考官以书信形式嘱托贿考,且当即被举报破案,与此例稍有不符。虽然咸丰九年(1859)曾有谕旨“不得以曾否取中,分别已成未成”,但参考崧骏奏折中所言,周福清毕竟属于贿考未果,若照则例及咸丰谕旨所言判为斩决,未免稍显过严。因此,松溎等建议在斩罪上量减一等,判为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准以任何理由再行减免惩罚。

    光绪帝收到松溎的奏折后,当日便发下上谕,指出松溎等人对周福清的罪行仍然认识较轻,须知科考一事,关乎国家生计命脉,不能轻视,而周福清在内阁工作多年,心中对此应该清楚,居然还敢派人传递信函,以求贿考。如此行径,即便是没有成功,与那些贿考成功的又有何区别,怎能轻易减刑?最后,光绪帝决定改判为斩监候,待到秋后处决,“以严法纪而儆效尤”。

    然而,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周福清并未被处决,反倒是光绪帝在十二月十五日特意交代“……周福清均著牢固监禁”。转年后的九月十八日,掌浙江道监察御史钟华呈递题本,请示光绪帝是否要将周福清勾决,光绪帝又再次下旨当年免勾周福清。如此反复,周福清竟一直活在牢狱之中。光绪二十七年(1901)正月,被关了8年之久的周福清已逾花甲,终于得以赦免出狱,回到会稽度过了残生,而他心中复兴家族的愿望也最终随着此案化为了泡影。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7年8月25日 总第3110期 第二版

 
 
责任编辑:王亚楠(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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