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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五大:狂澜江城路何方

作者:余玮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7-04-24 星期一

    1927年4月,在大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4月27日至5月9日在湖北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留下了中共历史上的多项第一:第一次邀请国民党代表团参加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设立专门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

在血腥屠杀的枪声中筹备

    1925年1月,中共四大的召开,为即将来临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五卅运动的爆发,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伴随着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长。大革命后期,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没能扼制革命阵营内部的危机。随着北伐的胜利,蒋介石进一步加紧了对军队和政权的控制,实力迅速膨胀,反动面目也暴露出来。

    1927年4月6日,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坚强的革命意志。中共五大开幕次日也就是4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从容走上绞刑台,英勇就义。中共北方区委同时遭到严重破坏,被迫停止工作。

    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它使中国政治风云突变,造成革命联合战线内部的巨大变动与分化。1927年4月下旬至5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党部决议在湖南、湖北等省组织特别委员会,检查各级党部、各级政府机关、各种民众团体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同时,一系列限制工农运动的条例和法令也陆续出台。

    其实,早在1926年4月27日,蔡和森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就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召开的会议上,提出鉴于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国内的复杂形势,建议“中共五大应该立即召开,而不是在8月”。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否定了他的意见。11月底,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确定了中共五大的基本方针和政治路线。

    1927年4月20日,随着汽笛长鸣,上海码头停靠的英商怡和公司的轮船逆流而上向西航行。这艘轮船上的乘客都是前往武汉参加中共五大的代表。4月22日至26日,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会上讨论并确定了中共五大的议事日程和中央执委会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以及大会各委员会、秘书长名单。

    就在中共五大筹备期间,武汉地区的形势急剧恶化,反革命活动迅速表面化。1927年4月底,国民革命军第35军军长何健在湖北汉口召集反动军官密商反共“清党”计划。5月初,国民革命军第14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在蒋介石的策动下,与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杨森勾结共同反共。

非常时局的非常会议

    中共五大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仅半个月后,这样一个非常时刻召开的。出席此次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等82人,这些被蒋介石通缉捉拿的“共党首要分子”肩负着挽救革命的重任,他们代表着全国57967名党员。以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组成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参加了大会,由谭延闿、徐谦、孙科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到会祝贺。汪精卫也应邀列席了一天会议。

中共五大会址

    为了防备反动派突然袭击,中共五大是秘密进行的,不许报纸上刊载有关消息,可还是有一家报纸刊登了中共五大召开的消息。开幕式后,代表们就迅速离开了会场。参加中共五大的代表们没有出席证,在出入开会场所时要用“口令”,第一天上午用的是“冲锋”二字。据负责中共五大保卫工作的韩浚回忆,在大会召开前几天,叶挺对他说:“我们党马上要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地点选在武昌第一小学……党已决定由你们这个营负责担负警戒。”会议期间,韩浚布置警戒并带领全营士兵在会场周围巡逻。

    会前,共产国际发来指示,要求中共五大的一切政治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会上,身着长衫的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进行了长达6个小时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该报告内容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问题。陈独秀用略带安徽口音的普通话侃侃而谈,“声音不高,讲得比较慢,颇有大学教授讲课的神气”。报告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政策,反而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当时就有不少人流露出不满的表情”。休息间隙,罗亦农走到瞿秋白面前叹息道:“糟糕!”瞿秋白感受到了罗亦农对陈独秀报告的不满。随后,大会根据共产国际发来的指示,讨论了这一报告,大家纷纷发言并展开了激烈争论。

    据中共五大代表张金保回忆,在会上给她印象较深的有蔡和森与瞿秋白。“蔡和森同志很严肃,平时沉默寡言。瞿秋白同志和蔼可亲,很有学者风度。”而带头向陈独秀、彭述之开炮的,正是平素“和蔼可亲”的瞿秋白和“沉默寡言”的蔡和森。瞿秋白从理论到实际系统批判了党内的右倾观点。

    其实,瞿秋白在1927年2月就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写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会上他向代表们分发了此书。一些代表同意瞿秋白的观点,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的错误。陈独秀在会上也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但是,大会对这方面的讨论不够重视。李立三后来回忆,瞿秋白“这本小册子在当时并没有能引起全党同志严重的注意,甚至在五次大会时也没有很热烈的讨论,于是党的机会主义的危险,并没有挽救过来”。

正确与失误交织的重要会议

    在中共五大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上,他一如既往地关注农民问题。参会前,毛泽东曾邀请澎湃、方志敏等各省农民协会负责人开会,议定出了一个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他把这个方案提交给大会,但陈独秀没有把它拿出来讨论。大会虽然在原则上肯定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认为“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但没有提出具体的措施。于是,前面所说的肯定土地革命重要性便成了空话。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封面) 中央档案馆藏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部分) 中央档案馆藏

    最终,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等议决案,并选出了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在选举过程中,一些代表认为自己能力资格不够,主动要求退出中央委员会。在大会主席团讨论中央委员候选人时,曾推选过纺织女工出身的张金保。据《张金保回忆录》记载,她觉得“自己水平太低,没有文化,对许多问题还不能很好的理解,许多革命道理也不能充分消化,当中央委员不够条件”。最后,大会主席团接受了她的请求。不过,张金保是中共五大主席团成员,并作为执行主席主持了大会的闭幕式。在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中共五大开幕时,张金保却没能出席。因为,在张金保工作的纺织厂里有一个男工与她同名,并且也从事工会工作。所以,接到参会通知的男张金保报到时才发现通知错了人,第二天女张金保接到通知后才参加大会。中共五大主席团由十几个人组成,只有张金保一位女性委员。

    当时,我党面临最紧迫的问题就是组织和发展由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但是,大会并没有认真讨论军事问题,更没有在这方面制定有力的措施,认为只要依靠以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就能够实现大会规定的任务。

    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后增补瞿秋白、谭平山)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周恩来曾代理常委),陈独秀为总书记。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

 1927年4月28日,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在湖北武昌第一小学的合影。

    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中共五大通过的议决案,对党章进行修正。新修正的党章中专门增设了“监察委员会”一章,对中央和省监察委员会产生的方式、职责权限范围以及工作运行机制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党章规定,“为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起见,在全国代表大会及省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还负责讨论和批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报告、人数、改选等工作,“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不得以中央委员及省委员兼任”。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建立及《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的通过,标志着党内监察体制的初步形成。

    正确与失误交织,因循与创新同在,成功与挫折并存,激进与退缩错杂。中共五大虽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等一些正确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具体措施,这样自然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7年4月7日 总第3050期 第一版

 
 
责任编辑: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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