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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队!赶队!

——老红军张星点的长征记忆

作者:张星点 口述 付小东 王大青 整理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7-03-20 星期一

    【人物档案】 张星点,1924年出生,1933年参加红军,随红四方面军第30军参加反“六路围攻”,后随部队长征。1936年10月,红军会宁会师后,张星点曾担任勤务员、宣传员、宣传组长、文艺干事、西北军区文工团研究员、兰州军区文工团音乐教员、创作组长、兰州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师职创作员,1982年离休。1957年,他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和独立自由奖章;1988年,荣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我是四川巴中人,9岁那年,我就和同乡一起,从家里出来参加红军。因为我年龄小,怕母亲不同意,所以出来时没让她知道。参加红军后,我被分到红四方面军第30军。

    参军后,我发现红军部队的官兵都打成一片,就像歌里唱的那样:“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

    我参加了反“六路围攻”后,又随部队开始长征。那年我11岁,部队领导看我年龄小,怕吃不了苦,所以在过草地前,把我当作精减对象,准备寄养在当地老乡家里。其实,在长征过程中我被精减过5次,但是每次,我都以“绝招”巧妙化解,始终坚定不移地跟着红军部队前行……

    我记得第一次被精减,是部队准备从毛儿盖过草地。部队领导决定把我寄养在一户藏民家中。我年龄小也不会讲什么道理,知道要被精减后就大哭不止,最后哭得他们也没有办法,终于同意我留下来。从毛儿盖出发六七天后,部队来到包座地区,并在那儿打了一仗,消灭了一个师的敌军。部队还没来得及休整,就准备继续过草地。出发前,部队领导又要把我寄养在包座的藏民家里。我没有别的办法,还是哭,哭得死去活来,上气不接下气,就又把首长给感动了。

    第三次被精减是在甘孜,部队休整了一段时间后,开始准备过草地,向甘肃进军。当时,我想既然前两次过草地,都打算留下我了,这次应该不会再被精减。所以出发前一晚,我安安心心地睡了一大觉。醒来后,却发现部队已经出发,这下可把我急坏了。冷静下来后,我发现身旁有一个小布袋,里面装了些青稞面。我想这一定是部队领导留下来的,让我有足够的食物可以支撑走到附近藏民家中。但是我心中却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要当红军!要当一辈子的红军!于是,我拿着这个小布袋,走进了草地去追赶队伍!

    刚进草地时,我一点儿也不害怕,一心一意地找部队。进入草地两天后,青稞面被我吃完了,肚子饿,没精神,行走的速度也越来越慢。我为了给自己鼓劲儿赶队,就边走边唱:“红色战士志气高,立场坚定不动摇……”这首歌唱完后,我又接着唱《红军三大任务歌》:“红军三大任务,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势力,实行土地革命。要建立起工农政权,坚决斗争,革命到底!坚决斗争,革命到底!”

    进入草地的第三天,我终于赶上了一个连队,但不是我的原部队。我向该连队的一位指导员打听红四方面军第30军的去向,指导员说:“我也不太清楚第30军朝哪里走了。你年龄这么小,不要一个人去赶队,草地情况太复杂,一个人太危险了。你还是跟我们走吧!等你知道第30军的准确去向后,再去与他们会合。”

    在过草地的途中,我还跟着这个连队翻越了党岭山。也许是之前体力消耗过大,还没走多久,我就感觉浑身发软,走不动路,慢慢掉队了。连队指导员怕我一个人走有危险,就让文书陪着我。眼看部队走得快看不见了,文书很是着急,一边拉起我的手,一边说:“我来背你吧!”我却不肯。

    就在这时,忽然刮来一阵大风并夹杂着雪花,吹得眼睛无法睁开,我与文书握着的手也渐渐松开。只听他在前面喊了我两声,就再也没有了声音。接着又一阵大风把我刮倒在地,并滚落到一个雪坑里。随后,我便失去了知觉。醒来后,我浑身是雪,爬出雪坑,文书也不见踪影。我使劲儿喊他却没应答,向前走了几步,发现一处悬崖,便不敢再多想了……下到山脚时天色已晚,我便找了一处安全的地方过夜。那天,我梦见自己赶上了队伍,指导员热情地招呼我吃饭,可是不管怎么吃,我都吃不饱。突然,他问我文书怎么还没回来。我没办法回答,只是默默地流泪……

    就这样我独自一人追赶队伍,几天后身上带的青稞面见了底。但我没有放弃,坚信自己可以找到队伍。一天赶路时,我看到路边有两堆干马粪,便跑过去把干马粪掰开,发现里面有好多没被消化的青稞、大豆,为了不饿死,我不得不把那些青稞、大豆拣出来吃掉。吃完后,我继续赶路,走着走着看到一条小河,河对岸有一座水磨房和一排经亭(藏民放转经筒的地方),旁边还坐着一位身穿藏袍的大娘。我一阵欣喜,本想快些走过去,结果在过桥时一不小心掉了下去。大娘听见落水声,赶忙跑过来把我拽上岸。我浑身湿透,瑟瑟发抖。大娘看着我,说了几句藏语,接着又从怀里掏出两个小烧饼给我。随后,她指着前面的路,又说了些我听不懂的藏语。我猜想她是在给我指路。谢过大娘后,我继续赶队,终于在当天傍晚找到了部队。

    会宁会师以后,我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原部队,组织就把我安排在陕甘宁军事部给首长当勤务员。在会宁休整了一段时间后,部队要东进。出发前,我得知自己又要被精减,有了前面的经验,我便主动找部队首长谈心,说:“草地雪山我都过来了,为什么又要把我留在这里?”首长向我解释说:“部队要行动,要急行军,要打仗,怕你掉队,我们不放心!”我拉住首长的衣角,眼泪汪汪地苦苦哀求:“您一定要把我带走,我继续给您当勤务员,我保证不掉队!只要能跟红军走,多苦多累都不怕”。终于,我又一次感动了首长。他说:“小鬼,不要哭了,我把你带走就是了。”我一听可以继续留在部队当红军,马上就破涕为笑了。

    最后一次被精减是在1937年。那年4月,在甘肃庆阳组织把我分配给庆阳步兵学校(又称“红军教导师”)的政治委员袁国平当勤务员。9月,国民党派了一个考察团到庆阳步兵学校,临走时提出希望分配给他们一个年龄最小的红军。领导深思熟虑后决定让我去。我知道后,越想越难受,这一次我没有哭,也没有吭声。在考察团走的那天,我提前起床,早早地跑了出去,一直躲到中午才回来。领导一见我就问:“上午去哪儿了?”我理直气壮地回答:“躲起来了!我不想当白军,我要当红军!”

    从庆阳步兵学校先后毕业的两批学员,都被派往抗日前线。我知道后,就想跟着一起去前线当一名真正的战士。但是,袁国平对我说:“你这么小一个娃娃,不要到前方去,就留在后方。”自此,我便留在了庆阳,之后又调到385旅宣传队。也就是那个时候,我走上了文艺战线,但漫漫长征路上的艰辛历程,我至今历历在目。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7年3月17日 总第3041期 第一版

 
 
责任编辑: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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