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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眼中“三一八”的血雨腥风

作者:沙 敏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7-03-20 星期一

1926年3月18日,游行的学生队伍与军警对峙。

    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期间,两艘日本军舰护卫奉系军舰驶入天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造成守军10余人死伤。国民军开炮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大沽口。第二天,日本公使向当时执政的段祺瑞政府提出抗议。北京、天津人民举行集会,督促政府抗议外国侵略者。恼羞成怒的日本帝国主义,纠合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等国公使,向中国政府提交“最后通牒”,要求国民军撤去大沽口防御设施,否则,“决采取必要之手段”。帝国主义的这种野蛮行径,激起了北京人民的愤怒。

1936年,《北新活页本文选》转载鲁迅在《语丝》
上发表的《无花的蔷薇》。(左图)

1936年3月,朱自清在《语丝》上发表文章《执政府大屠杀记》。(右图)

    1926年3月18日上午10时,中共北方区委组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及社会各界共5000余人,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由中共党员李大钊和国民党左派徐谦等担任主席。

    会后,由2000多人组成的请愿团,赴国务院请愿,要求驳回“最后通牒”,驱逐八国公使。下午1时,游行请愿队伍到达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在段祺瑞执政府国务院大门前的空场上,群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驱逐八国公使”等口号,并派代表进入国务院交涉。此时,段政府竟然下令军警用棍棒殴打、挥刀砍杀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甚至向他们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刘和珍、杨德群等47人,近200人受伤。

    亲历“三一八”惨案的燕京大学学生于成泽在《三一八惨案中的燕大及其经过详情》中写道:“燕京大学大队由魏士毅同学执校旗参加了游行的行列。下午1时,到了段祺瑞执政府国务院,并派代表五人见段祺瑞无果。群众愤慨,齐集上前。这时,如狼似虎的兵士排开阵势,向群众冲来,同时,劈劈啪啪的枪声也响了,有的中弹同学已倒下。燕大队伍这时纷纷欲退出,有的到院内东北隅的马号里躲避,到马号里的有魏士毅、徐琼英、黄秀云、张舜英、江兆菊、蔡咏裳、刘廷蔚、罗学濂等燕大同学。哪知一进马号就有四个卫兵由号顶跳下,向人群开枪。徐琼英看见是对她开枪,不由己倒了下去,周身血迹淋淋,但无疼痛,遂高一脚低一脚地由人堆中向门口挪动。到门口,有位高大的男同学见走不出的人,就托起来往外抛。徐琼英就是这样被抛了出去,得以逃生。这时门口堆的人有五、六层。见魏拯之女同学披头散发,从人群层上落地。一群卫兵举枪射击跳出马号的同学。魏拯之女同学已血淋淋地脱身。这时魏士毅已逃到东门口,男同学王致谦拼命拉她,想把魏士毅举出去,这时魏士毅已受伤(胸部被刺刀刺伤)。女同学李佩光也在使劲拉她,也拉不动。魏士毅对李佩光说,‘你快点逃吧!’说着魏士毅就被后面的人践踏而死。”

1936年,《北新活页本文选》上刊登的范士融烈士遗像。

    于成泽是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评议部的负责人。见情况危急,他急忙离开执政府到女校找费校务长。费校务长派周兰青、陈伟昆等一起去执政府探查。入门来,尸骸纵横,他们看到有30多具遗体,其中就有殉难的燕京大学女生魏士毅。

    值得一提的是,刘隽同学在“三一八”惨案中救护了李大钊同志脱险。当时,刘隽也进入了马号,见到一军官正欲举枪向李大钊射击,刘隽急中生智,用力一推马身,这一枪就未击中李大钊。后来,李大钊和刘隽顺利脱险。

    北京市档案馆保存了一组在“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的学生范士融烈士遗像。

    有一名曾与范士融并肩战斗的同学,用文字叙述了他的耳闻目睹:“转眼已到执政府了。数万的群众,都向政府门内矗立着。虎狼样的卫队,横在眼前,握着枪刀,向我们狞视着。刚刚我们代表要进去见所谓总理者,内面不许,我们中间有人提议赴吉兆胡同去见段褀瑞,这个时候,忽然枪声四起,我遂与范君分途去跑。事后听说他是压在人堆中,第二次起来逃命时,又被子弹击死的。”

    当时,在一首题名为《血和泪》的诗中,同学们写下了他们对烈士的敬仰,“唉,我亲爱的子仁啊!我真是十分地伤心又带着惭愧:你已经挺着身子流了许多热血;我仅只低下头来流几滴冷泪。我的泪固然是无价值,但你的血却未曾白流,流入那豺狼践踏的中华园,灌溉了平等与自由”。

    鲁迅将这一天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亲历“三一八”惨案的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写下了《执政府大屠杀记》及《哀韦杰三君》《悼何一公君》等文章,披露“三一八”惨案真相及哀悼在惨案中壮烈牺牲的清华大学学生韦杰和何一公。

    文中所示档案资料为北京市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7年3月17日 总第3041期 第二版

 
 
责任编辑: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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