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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周恩来与天津的不解情缘

作者:胡荣华

来源:天津档案与历史

2017-02-13 星期一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中国以“周恩来”命名的纪念馆为数不多,而天津这座城市就拥有两座,堪称举国之冠。1978年3月5日,正值周恩来诞辰80周年,建在原南开中学东楼旧址上的“周恩来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在南开四马路20号正式开馆。1998年2月28日,为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坐拥风景迤逦的水上公园西北侧得天独厚地理位置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也隆重开放。虽然时间一先一后,规模一小一大,但两座纪念馆却不约而同地向人们讲述着共和国第一任总理与天津的不解情缘。

    学业、事业和家业,这三大业构成了人生的主要基调。对于出生于1898年3月5日的周恩来来说,他人生的这些基调,基本上都是在天津培育起来的。

命运中转 求学南开

    “东楼是南开学校当年的教学楼,是周恩来上课学习的地方。”在天津市档案馆保存着一份,记录“周恩来青年时代在天津革命活动纪念馆”建馆情况的文件材料,材料中这样讲述了周恩来在天津的求学之路。

    1913年暑假,周恩来第一次来到天津,他只有15岁。这一年夏天,他因为英语口语考试不合格而没能通过第一志愿——北京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的入学考试,周恩来的第二志愿天津南开中学录取了他。

    天津南开中学是由晚清著名学者严修所创办的一所私立学校。周恩来进南开时,这所学校的实际掌门人是张伯苓。张伯苓有留洋经历,他不主张单纯从试卷分数中来考核学生,更强调对学生进行德智体美劳等各方面的全面培养,这使得自由、民主的空气充溢在这座以不墨守成规而著称的现代中学校园中。

    刚进南开的时候,周恩来留给同学们的印象是,这位穿着蓝色棉布上衣、花袜子,长相英俊的同窗,是个动不动就会脸红的羞涩小子。这显然与后来那个在国共谈判中机智力争,在万隆会议上舌战群雄的魅力形象,相去甚远。南开的活跃气氛,感染了周恩来,他渐渐发生了变化。通过参加群体活动,结交朋友,他不那么害羞了,通过加入汉语协会,他锻炼了口才和写作能力。不仅如此,由于长相英俊,他还被学校话剧团选中,在《玩偶世家》《一元钱》《一念之差》《新村正》等剧中担任主角。在之后的政治生涯中,他屡屡妙用舞台技巧为国家民族前途命运振臂高呼。

    性格在渐渐改变,知识也在渐渐增长。在南开求学期间,周恩来涉猎了大量的书籍。1914年初,爱读书的周恩来和校友一起办了一个名为“敬业乐群会”的社团,和同学们互相鼓励,增加读书量。周恩来是《大公报》《申报》《新青年》的忠实读者。周恩来曾饿着肚子,省出一顿饭的钱买下了旧书摊上的《史记》,爱不释手。他还常常在图书馆中借阅盂德斯鸠、亚当•斯密等西方思想家的著作。对时局的洞察、对传统文化的熟知以及对西方思想学说的了解,为周恩来成长为一名政坛领袖,做了铺垫。

    1917年6月26日,周恩来以文科考试第一名的毕业成绩,结束了在南开中学四年的课程。在南开中学的四年,带给周恩来的收获绝不仅仅是学业方面的收获。

踏入政坛 “愤青”领袖

    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周恩来离开天津。像同时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周恩来选择了东渡扶桑。1919年春,21岁的周恩来又一次来到了天津。同年9月周恩来成了南开大学的一名学生。

    学生本应以学业为重,但在国破家亡的关口,谁又能潜心于书本?对满怀一腔爱国热血的周恩来而言,尤其如此。其实,早在1915年,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签订后,周恩来就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忱。那一年的8月,酷暑难耐,周恩来两次以南开中学学生代表身份,在天津河北公园参加天津各团体抗议《二十一条》的集会演讲活动,向当局政府施加压力。讲到激动处,义愤填膺,引得在场同胞泪流满面。

周恩来参与创办的《觉悟》杂志

    1919年4月,中国使团在法国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举国激愤。5月,周恩来参加并协助组织了天津学生的抗议示威游行,这次抗议虽然以政府让步而告终,但却让周恩来深深意识到,像自己这样的人,只有利用才干,用政治的方式解决中国的问题,才是王道。同年8月,周恩来组织天津学生赶赴北京,进行反对日本在凡尔赛和会上意图吞并山东领土,而山东军阀又镇压并

    杀害爱国学生的抗议活动。北京当局与学生发生冲突,逮捕了学生领袖,周恩来亲自到北京,组织了上千名学生包围警察署,迫使政府释放被关押的学生。这时,周恩来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天津学生领袖了。

觉悟社成员合影

    9月6日,天津的爱国学生团体觉悟社在南开中学秘密成立,能力超众的周恩来成为众望所归的领袖。那时的周恩来精力充沛、尽心竭力,他邀请李大钊来天津向社员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他出版白话《觉悟》杂志,统一思想;他秘密策划学生在南开运动场举行“双十节”游行;他还领导学生冲破军警的包围圈,形成对警察厅的反包围。

觉悟社成员信息档案材料

    在做这些工作的同时,他还有另一个重要身份——《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编辑,这是在张伯苓帮助下获得的一份解决生活问题的差事,而这个差事成了周恩来宣传革命思想的又一个大的阵地。天津城南部的河北第三大街是周恩来的住所。每天,他在路边摊吃过油条豆浆后,就开始构思社评文章。在他的文章中,有对社会改造新思想的传播,有对卖国行径的控诉,有对资本家剥削廉价劳动力的揭露,有对陈旧家庭制度的批判,更有对贫苦民众生活的同情。

    行动太“激进”、言论太“反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被北洋政府查封,编辑部也遭到军警突袭,报馆被封闭,周恩来本人也险些被抓。但是周恩来却越战越勇。1920年1月,部分天津商人殴打了抵制日货的人们,为争取省长对“抵制日货”事件的支持,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来到行政公署请愿。谁知,愿没请成,反被关进了大狱。从1月入狱到8月才被释放,这是周恩来一生唯一的一次身陷囹圄。在狱中,周恩来没有放弃斗争,坚持写《检厅日录》,积累斗争经验。历史证明,这只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前的一场磨难。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世纪姻缘 天津定情

    1920年底,周恩来在出狱后不久离开天津,前往法国勤工俭学。此时,他与天津的联系并没有中断,他一边做《益世报》的海外记者,向天津传达国外的情况,一边与他的爱人——邓颖超,鸿雁传情。

    邓颖超是在天津租界长大的。1915年,在周恩来来天津求学的第三年,这位聪颖、活泼的12岁姑娘考上了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和周恩来不同的是,她天生就具有直率开朗的性格。入学第一年,这个活跃善辩的女孩也像周恩来一样,参加了天津民众反对《二十一条》的集会抗议。这时,他们还没有相遇。

    他们真正相遇并相识是在1919年9月觉悟社成立的大会上,作为领袖的周恩来要突破成规,将传统中视为“授受不亲”的两个性别团体整合在一起,协同作战。当时,天津女子爱国协会已经在反对军阀、反对外国侵略势力的一系列斗争中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而17岁的邓颖超正是这个女性团体中的一名讲演队员,正在天津的一所小学任教。同样的志向、同样的兴趣、同样的能力,让这2个年轻人,在之后的交往中,互生好感。对于他们的这次相遇,在天津市档案馆保存着一份名为《觉悟社成立、成员及活动情况》的档案材料,在这份档案材料中提到,觉悟社成立之初,加入其中的10位男青年中,有周恩来,10位女青年中,有邓颖超。

    他们一起参加学生运动,周恩来领导策划,邓颖超响应实施。当周恩来领导的男同学们在接近军警划定的警戒线而挨警棍的时候,邓颖超会和女同学们一起振臂高呼:“警察也要爱国,你们不能打爱国学生。”而当周恩来看到中国的妇女地位卑微,常常因受到歧视而遭遇不平等对待时,周恩来会在自己所负责的刊物上,撰写温文尔雅的文章,宣扬男女平等,号召有志有识的男同胞们尊重妇女,为邓颖超所代表的群体助阵。在互帮互助间,一种情愫正在滋生。

周恩来邓颖超合影

    离开天津后,周恩来一直没有中断和邓颖超的联系。如果说,在天津期间,他们的交流以公事为主的话,那么分隔两地之后,他们更多了一层心事的交流。周恩来的胆识让邓颖超欣赏,邓颖超的善良也为周恩来所喜欢。1922年,他们的爱情关系通过书信正式确立。

    1925年,周恩来从法国回国,在广州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从天津南下的邓颖超在广州和周恩来喜结连理。

    虽然在之后的岁月中,周恩来和邓颖超只是偶尔因公事来天津,但天津这座城市却被他们时时刻刻记挂在心头,这里是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和他的爱人学业有成、事业起步及家业有望的起点。两座周恩来主题纪念馆都位于此地,也就不难理解了。

 
 
责任编辑:李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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