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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蚕到死丝未尽 时过子夜灯犹明

——沈韦宁讲述爷爷茅盾的晚年生活

作者:本报记者 屈建军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6-08-08 星期一

    茅盾(1896.7.4-1981.3.27),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人。我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化活动家以及社会活动家。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和革命文艺奠基人之一。

    在茅盾诞辰120周年之际,经浙江省桐乡市档案局副局长王佶的引荐,本报记者在上海采访了茅盾之孙沈韦宁。他向记者倾情讲述了与爷爷茅盾相处的那段难忘岁月!在沈韦宁的眼里,茅盾就是“一位普通的、慈祥的、温和的、善良的爷爷”。

1970年,茅盾与孙子、孙女们在北京东四头条5号文化部宿舍大院合影。

20世纪60年代初,茅盾与长孙女和孙子在北京合影。

1976年,茅盾与儿子一家在北京后圆恩寺胡同13号(现茅盾故居)合影。

   沈韦宁近照 屈建军 摄     

    含饴弄孙 希望儿孙学理工科

    1957年,沈韦宁出生在南京,茅盾给他起名学衡,意为长大学习张衡(东汉时期著名天文学家),因生在南京,故乳名“小宁”。“1958年,爸爸从南京军事学院调到北京高等军事学院(现国防大学)工作。每逢周末,爸爸便带着我和姐姐乘学院的班车进城到东四头条5号文化部宿舍大院看望爷爷奶奶。”

    茅盾喜欢孩子,可是又没有多少时间能和孩子们在一起,因此看戏或度假时如有可能就带上孩子们。他很喜欢和孩子们聊天,孩子们往往会提出各种问题,有些问题还很稚气,他也总是耐心地给以解答,并从中获得无穷的乐趣。“有一次,爷爷带着我去看戏,碰见蓄着长须的沈钧儒老先生。在回家的路上,我就问爷爷,‘大胡子爷爷睡觉的时候,胡子放在被子里面,还是被子外面呢?’爷爷笑着说,‘小宁,你这个问题把爷爷给难倒了!’”沈韦宁笑着对记者说,在与爷爷相处中,像这样的小故事还有很多。

    1966年“文革”开始后,茅盾赋闲在家,除了写证明材料几乎无事可做,孩子们也在家无学可上。那时,他常无奈地说:“现在倒有时间和孩子们玩玩了。”

    有一天,小宁抱回一只小花猫。“爷爷奶奶,小朋友说要对着实物写生,画画才能有长进。”他理直气壮地说,其实是为养猫找借口。小宁等小花猫睡着后,画了一只正睡觉的小猫,茅盾看后,赞赏地说:“小宁,那咱们就把猫留下来吧。”从此,祖孙二人就共同饲养起小花猫来。“不久,花猫生下4只小猫,爷爷又每天和我一起,无数遍地掀开棉絮观赏新生的小猫!由养猫,爷爷想起了1939年在新疆养过两只狗,就告诉我,‘你爸爸和姑姑小时候也喜欢动物,他们养过两只狗,很好玩,我为这两只狗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列那和吉地》,就是那两只狗的名字’。‘爷爷,你还有这本书吗?’‘有的’。于是,爷爷在书房里翻出了一本《茅盾选集》。我就蜷缩在爷爷书房中的摇椅上入神地读起来。忽然,我抬头问,‘爷爷,《十万个为什么》里说,狗是不出汗的,热的时候伸长舌头,就是为了散发热量,这里怎么写着吉地在车旁跑,浑身出汗,似乎很累呢?’听我一问,爷爷接过书,看完后拍拍我的脑袋说,‘宁宁,你发现了爷爷的一大疏忽,这是个常识性的错误,将来再版时,一定要改过来’。”

    沈韦宁动情地说:“爷爷年轻时,就想科学兴国,他自己没能做到,就希望儿孙们能完成他的心愿。就在我妹妹出生的那一年,爷爷迫切地表达了自己的这个夙愿!1969年7月11日,我妹妹出生了,这给爷爷奶奶带来了很大的快乐。我爸爸请爷爷给我妹妹起名字,爷爷却说,‘我给小钢(我姐姐)、小宁起名迈衡、学衡,是希望他们长大学科学,搞点实际的事业,不曾想到现在连上学的机会都没有了,更不用说学科学了!小毛毛(我妹妹)的名字,你们就自己起吧!我们沈家几辈人梦想学科学,都化成了泡影。我的父亲崇尚新学,自学声光化电,想为富国强民效力,却不幸早逝,留下遗言要我和弟弟泽民学科学。我从小不通数理,弄上文学,辜负了父亲的遗愿;泽民的数理化一直是班上最突出的,是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高才生,却偏偏迷上了政治,参加了革命,又过早地牺牲了。阿桑(我爸爸)小时候数学很好,我原打算让他学理工科,可是抗战爆发了,他去了延安,学科学的梦想又落了空。现在这第四代学科学的愿望,看来又要落空了!’后来,我爸爸给我妹妹起名丹燕,意思是,爷爷是大雁,她是小燕,长大学爷爷。”

    远离特权 休假自掏腰包买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茅盾向周恩来总理表示不能担任文化部部长的理由之一是“不会做官,也不想做官”。不过最终他还是服从大局,接受了这个委任。

    既然做了“官”,茅盾便有意识地远离特权。对于政府规定给高级干部的特殊待遇,如配备秘书和警卫员,分配较宽敞的住房和配备专车,以及较好的医疗条件等,茅盾认为这是工作需要,听从组织上的安排。除此之外,凡属私人的需求,他一概不沾公家的光。“在部长任内的15年中,爷爷奶奶同去外地休假约有三四次,每次往返的路费、住宿费、伙食费,都由自己支付。有一回,他们乘飞机去海南岛,办事人员觉得路费数目太大了,就劝爷爷说,‘按规定这是可以报销的’。爷爷则回答,‘别人可以报销,我不需要,我的收入可以负担这笔路费’。同样的执拗,还表现在拒收出版社给他开的稿费上。爷爷写了一篇论文(好像是《夜读偶记》),天津一家出版社将它出了单行本,并把稿费寄到了家里。爷爷让家人把稿费退回去,说‘我已经领过一次稿费了,不能再重复收了’。”

    1949年,茅盾一家搬进文化部宿舍大院一栋三层的小楼时,家具残缺不全,尤其是缺少书柜、书架。当时,部级干部的家具全部由公家统一配备,茅盾却没有向公家伸手,而是自己花钱请木匠来做了好些书柜、书架和衣橱。

    “这栋小楼,爷爷一直住了25年。20世纪50年代后期,有些从外地来京的朋友,看见爷爷住在这样一栋旧式的狭窄小楼里,就说,‘茅公,您怎么还住在这样一栋小楼里,不嫌气闷吗?像您这样级别的干部现在都搬到带假山庭院的平房里去了,那里空气好又宽敞。您应该搬个家,换个好点的环境’。爷爷总是笑笑说,‘住在文化部宿舍大院里,上班方便。而且房子大了,服务人员就需要多,我们只有两口人,生活也简单,无须太排场’。70年代初,奶奶去世后,爷爷体力日衰,独自上下楼已很困难。在家人的一再劝说下,爷爷终于同意迁出这栋小楼,搬到不用爬楼的平房里住。爷爷先去看了原来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冯玉祥夫人)住过的房子,是一个大院子,大铁门里有一栋独立的楼,四周有茂密的树林,还有一个未完工的游泳池。爷爷认为太豪华而不实用,服务人员都住在大铁门旁边的平房里,离楼房太远,每天要来回跑,很不方便。最后,爷爷选择了位于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后圆恩寺胡同13号二进四合院,在那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7年,也就是现在的茅盾故居。”

    1974年12月,茅盾迁入新居。这个小院占地800余平方米,在给茅盾备选的几处住房中面积较小,格局也不规整。茅盾认为此院布局紧凑,“妙在小房间很多”,可供服务人员居住,还可以放书,夜间如有突发情况,叫人也方便。茅盾在这里一直居住到1981年3月逝世。

茅盾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序》(部分)

茅盾诗《八十自述》(部分)

    圆梦创作 写就最后生命篇章

    自从茅盾当上了文化部部长,又担任了全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之后,最大的苦恼就是没有完整的时间和宁静的心境来从事创作。

    “创作是爷爷的第二生命,自从1927年写出第一部小说《幻灭》之后,他的脑海里就无时无刻不在盘旋着‘创作’二字——有目的地观察生活,积累素材,分析生活,编构故事,刻画人物;往往手头的创作尚未结束就已经开始了新作品的酝酿和构思。现在,突然让他放弃这已经追求了一生的事业和习惯了的生活,不用说是十分痛苦的。当时,爷爷手头有几部长篇小说需待完成,其中一部就是只写了上半部的《霜叶红似二月花》。后来,它的续篇最终没有完成,因为又有一个更加迫切的‘梦’等待着爷爷去‘圆’,这就是撰写回忆录,把他一生在文艺战线上的经历忠实地、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

    茅盾晚年身体衰弱、心肌缺血、缺氧,不能多走动,动辄气喘,写作便不在卧室外的工作室,而就近坐在床边靠窗的三屉桌前。他习惯于躺在床上看资料,那些资料就放在床头的一张条几上,不看资料的时候就躺着构思、打腹稿,想好一段,便起身坐到三屉桌前把它写下来。由于他伏案稍久就会引起气喘,所以每次写作不能超过两个小时,一般上午9时至11时写作两个小时,精神好时下午再加两个小时。但从1979年夏季开始,他仅在上午写作了,下午的时间则用来看资料。

    茅盾在写回忆录的全过程中,自始至终遵循“务求真实”的原则。即使是一个人名、一个地名,或一件史实稍有模糊,他都要不厌其烦地向有关的当事人或经过那个时代的人请其帮助核实,有时为了一个问题,数次写信请教。

    “撰写回忆录是爷爷晚年全身心投入的工作。在他住院最后的日子里,他最牵挂的就是写回忆录。清醒时,凡有朋友来探望,他谈得最多的话题便是写回忆录的事。昏迷时,他常会摸索着上衣口袋,喃喃地说,‘钢笔,钢笔呢?’有时则反复数着4、5、6、7、8、9这几个数字,这是爷爷的写作计划:4月出院,5、6、7、8、9月突击完成回忆录!爷爷这时大概已有了一些不祥的预感,他迫切希望再给他5个月时间来进行一生中最后的冲刺!然而,爷爷最终没能亲自完成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只写到了1934年,也就是仅仅完成了一半。但是,这对于左眼已失明,右眼仅有0.3视力并疾病缠身的耄耋老人来说,在短短两年半的时间内,能翻阅500余万字的资料,写出了40余万字的回忆录,是多么不容易啊!正是爷爷的准备工作远远超出了其所写的30年代,譬如向赵丹询问1939年新疆的事,请廖沫沙帮助他核实1942年香港脱险的经过等等,还有在1976年我父母给爷爷录制口述回忆录的录音及他搜集来的许多资料,使得我父母得以把爷爷的回忆录续写完成,了却了爷爷生前未能实现的心愿。‘圆’了他的创作梦,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史料!”

    “春蚕到死丝未尽,时过子夜灯犹明。”著名剧作家阳翰笙以这样两句话悼念茅盾,确实是对其晚年中肯的评价。从1949年至1966年,阳翰笙与茅盾在文化部宿舍大院做了17年邻居,阳翰笙经常看见,每天子夜过后,茅盾书房里仍然透着灯光。茅盾后半生远离纷争,深居简出,于风浪边缘保存着火种,终于熬过长夜,写就最后的生命篇章。

    捐款设奖 繁荣长篇小说创作

    茅盾一生俭朴、不计私利、平等待人,这来自他几十年的修养,是一种自然地流露。他去世前决定把一生积攒下来的稿费25万元捐献出来设立一个文学奖基金,就是茅盾这种精神的体现。

    “1980年9月间,有一个设立鲁迅文学奖的议案送交爷爷征求意见,爷爷由此得到了启发。他问我爸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生活安定,你妈妈向来节俭,我也不会花钱,稿费一直存在银行里,现在有多少了?’我爸爸当时掌管全家的‘财务’,就答道,‘大概有二三十万元吧。’爷爷沉吟一下说,‘明年9月是鲁迅百年诞辰,要开纪念大会,还打算设立一个鲁迅文学奖。你们都有固定的工资收入,我这笔稿费放在家里也用不着,不如捐献出去设立一个文学奖,你看如何?’我爸爸也很赞成。爷爷问,‘一个单项文学奖的基金,25万元够不够?’我爸爸说,‘现在一位普通工人的月工资才三四十元,25万元是个很大的数目,作为基金,肯定能起到繁荣文学创作的作用’。爷爷和我爸爸又商量设立什么单项奖时,我爸爸说,‘单项奖有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您是写小说的,就设立小说奖吧’。爷爷则说,‘不,这样范围还是太广,这笔钱一分散就起不到奖励的作用了。这几年短篇小说有了长足的进步,而长篇小说还不够繁荣,我是以写长篇小说为主的,就捐款设立个长篇小说奖吧!’我爸爸表示完全同意,‘那您看什么时候向作协提出这件事呢?’爷爷说,‘不急,到明年鲁迅文学奖设立后再说吧’。遗憾的是,爷爷没有等到那一天。”

    1981年2月,茅盾住进北京医院后不久即病危。3月14日,茅盾在病床上口述了请求中共中央在他去世后恢复其为中共党员的信以后,又口述了给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的信。

    “当时,爷爷想坐起来亲自写这两封信,可是他的手已不听指挥了,写出的字已无法辨认,不得已改为口述,由我爸爸笔录。然后,爷爷用颤抖的手在给耀邦同志暨中共中央的信上签下了‘沈雁冰’三个字;在给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的信上签下了‘茅盾’两个字。”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

    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 致

    最崇高的敬礼!

    茅盾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四日

    “1981年3月27日5时55分,爷爷永远地走了……但可以让爷爷含笑九泉的是,他临终的这两个遗愿都很快地得以实现:一是1981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做出决定,恢复爷爷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二是中国第一次设立的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于1981年10月正式启动,首届茅盾文学奖于1982年颁发,它是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文学奖项之一。”

    茅盾在60余年的文学生涯中,译著达1500余万字,然而在某次会议的代表登记表上他却这样填写:文化程度——北京大学预科;主要经历和艺术成就——1919年参加文学活动,1927年9月起开始写小说,写过一些小说、杂文、文艺评论、古典文学研究等等。寥寥数语带过,茅盾的人格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本文所示档案为浙江省桐乡市档案馆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6年8月5日 总第2948期 第二版

 
 
责任编辑:李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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