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文化 > 珍档秘闻

寓居天津的“饮冰室主人”

作者:特邀撰稿人 周利成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6-08-01 星期一

    梁启超,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晚年,梁启超寓居津门,倾心于学术研究。要想厘清梁启超与天津的渊源,那么便要从戊戌变法失败后说起。

梁启超居住于天津意租界时在意大利驻津领事馆的房地契登记  天津市档案馆馆藏

    经天津逋逃日本

    1898年9月21日,戊戌变法惨烈收场,梁启超为躲避清王朝顽固派的追杀,乘火车逃往天津。到达天津后,他在日本驻天津领事的帮助下,坐船下白河前往塘沽,并准备乘“大岛号”离开中国。此时,清廷派出的追捕队也乘船追来。眼看就要追上梁启超所乘船只,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追捕队突然调转船头向其他地方行驶,梁启超躲过一劫。

    据说,当时负责带队追捕梁启超的是北洋大学总办兼定武军营务处帮办王修植。王修植曾经草拟开铁路、设邮政、裁绿营、立学堂、废科举等奏折上奏光绪帝,并倾向维新运动。在戊戌变法期间,王修植与梁启超有过交往,所以不排除其当时有意放走梁启超。

    辛亥革命成功,清朝灭亡。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得以返回祖国。1912年9月30日,梁启超乘船从日本九州的门司港口出发,10月5日行至中国境内的大沽口,8日,梁启超到达天津,他再次踏上了这块熟悉的土地。与当年的仓皇而逃不同,这次梁启超的归来受到国内政界的欢迎。

位于天津市民族路的梁启超“饮冰室”书斋

    寓所中写就讨袁檄文

    1913年,梁启超决定把家安置在天津,并把家人接回国内。第二年,他在天津意租界西马路(今民族路44号、46号)购买了一块空地,开始着手修建寓所。梁启超对寓所的设计要求极为严格,标准是:要有个性,不能与其他建筑雷同;要与周围景观和谐;要兼顾艺术性和实用性。为了满足这些标准,梁启超专门邀请了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来为其设计、绘制建筑图纸,建筑图纸经意租界工部局工程处审定后便开始动工。

    竣工后,前后两栋二层小楼可谓是独具匠心。前楼带地下室,楼内有书房、客厅、起居室等;后楼的房高稍矮于前楼,两楼间由走廊相连,后楼有厨房、锅炉房、杂房和佣人居室。院内还设有门房、车库。这两栋小楼规整简朴,浅色的水泥墙面和深色的窗套形成鲜明对比。而且,室内的装潢也极其讲究,上下水及暖气、卫生设备齐全。

    1915年,梁启超全家迁入。同年,袁世凯加紧其复辟帝制的活动,宵小之徒频繁出入大总统府,四处为袁世凯复辟制造舆论。而这时,远在天津的梁启超却彻夜不眠,其实他早就看穿袁世凯有称帝的野心。梁启超曾写长信一封,告之“逆世界潮流以自封,其究必归于淘汰”的道理,劝其“稍捐复古之念,力为作新之谋”。但袁世凯对梁启超的劝告不屑一顾,先是成立“筹安会”,后又成立“大典筹备处”,积极筹备登极事宜。辛亥革命的果实岌岌可危。

    8月15日,也就是“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蔡锷便急忙赶赴天津与梁启超共商对策。梁启超告诉蔡锷“余责任在言论,故余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君则军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蔡锷遵从与梁启超的约定,返回北京后韬光养晦。8月21日,梁启超在天津的寓所内写就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不顾袁世凯的收买和露骨威胁,公开向其宣战。《北洋军阀史话》一书曾这样评价这篇文章:“(该文)对筹安会和袁称帝的打击,不下于蔡锷领导的护国之役。”9月3日,北京《京报》刊载了梁启超撰写的讨袁檄文,旋即被抢购一空,此文也成为当时街头巷尾的谈资。梁启超笔锋凌厉,锐不可当,其影响力与蔡锷的军事实力不相上下,让袁世凯寝食难安。

    身在北京的蔡锷佯装拥护袁世凯,于8月25日以“昭威将军”的名义签名表示拥护袁世凯复辟,与梁启超公然唱起了“对台戏”。待袁世凯对蔡锷放松警惕后,蔡锷便以身体有疾须赴日疗养为由,一路奔波绕经日本、越南,最终在12月19日到达云南昆明,并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出兵讨袁,护国战争爆发。

    12月16日,梁启超借口赴美就医,秘密离津南下。经上海秘密乘邮船抵达香港。当时,梁启超为躲避追查便藏到船舱的最下层,“在锅炉旁拓一室,饮食寝处其间,溽闷至不可耐”。1916年3月,梁启超抵达广西,利用自己的声望广泛联络各地力量反袁。受西南反袁护国运动的影响,南方各省也纷纷宣布独立。袁世凯众叛亲离,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并于数月后病逝,共和国体遂得以维持。

1928年1月1日,梁启超为《艺林旬刊》题词“搜妙创真”。

    “饮冰室”内潜心著作

    护国运动成功后,梁启超决定告别政坛,但此后其寓所内仍是名人云集。梁启超回国前,曾表示愿意办报,通过报纸发表政见,影响社会。《庸言》报就是梁启超归国后不久在天津创办的。他还给《艺林旬刊》题词“搜妙创真”。

    “饮冰室”先有其名,后有其房——1924年梁启超在其寓所西侧建了一座书斋,命名为“饮冰室”。此书斋也是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的,它与梁启超寓所虽同为意式建筑,但设计风格却大相径庭。书斋之所以起名为“饮冰室”还要从梁启超受光绪帝之命变法追溯。当年梁启超临危受命,面对国家内忧外患的困境,便借“饮冰”二字来解其内心的焦灼。“饮冰”二字出自《庄子·人间世》的“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之句。随后梁启超撰写的大量文章均以“饮冰子”为笔名,所以书斋便取名“饮冰室”。书斋一层为书房和图书资料室;二层为卧室、客厅。在“饮冰室”的书房内挂着一幅陈叔通的国画巨松,还陈设着梁启超从欧洲带回来的大理石雕塑——垂死的高卢人。

    当时,对于梁启超的子女来说,“饮冰室”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如若谁被允许进入那便是莫大的奖励。梁启超第五子梁思礼在天津出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他曾提及对“饮冰室”的印象:“‘饮冰室’是父亲写作的地方,为了不打扰他的写作,所有孩子都不能到那里去。如果他允许你到那里去,简直是很大的奖励……书柜上面摆满了线装书,他收集的许多珍本奇本,都汇集在那里。那时,我只有三四岁,兴趣当然不在这些线装书上。让我感兴趣的,是他在国外的时候买的一盒一盒的明信片。”

    梁启超在“饮冰室”走完他最后近14年的人生旅途。远离政治的梁启超除了在名校讲演外,大部分时间都在“饮冰室”内潜心著作。梁启超生平著述颇多,在“饮冰室”创作时期,他更是写出了许多有影响、有价值的著作,如《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等。一直到生命的尽头,他仍笔耕不辍。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6年7月29日 总第2945期 第四版

 
 
责任编辑:李任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