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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会馆:戊戌变法的策源地

作者:特邀撰稿人 鹿 璐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6-05-30 星期一

    安徽会馆旧址位于北京西城区后孙公园胡同3号、25号和27号。后孙公园胡同东起万源夹道,西至兴盛胡同。在1965年以前,它与前孙公园胡同被称为孙公园。安徽会馆建于清朝末年,在北京众多的会馆中建成时间较晚,但在占地面积、建筑规格等方面堪称京城会馆之最,素有“京师第一会馆”的美称。不仅如此,康有为、梁启超在安徽会馆创办《万国公报》、成立强学会,使它成为戊戌变法的策源地之一,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京师安徽会馆手绘图示

安徽会馆的前缘往事

    翻看明代的京城地图,可以在上面清晰地看到现前孙公园胡同和后孙公园胡同的位置,还只是梁家园以北的一片荒凉之地。而在清代的京城地图上,此处已经出现了“孙公园”的地名。

    据史料记载,明末清初的政治家、收藏家孙承泽曾经在这里建宅居住。孙承泽,字耳泊,号北海,生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卒于清康熙十五年(1676)。孙承泽所著的《天府广记》《春明梦余录》是有名的北京地方史料。

    明崇祯四年(1631),孙承泽考中进士。明朝灭亡后,孙承泽在清政府任吏部右侍郎,他因保举大学士陈名夏担任吏部尚书引起顺治帝的不满。于是,孙承泽“引疾乞休”,并得到顺治帝的准许。“退休”后的孙承泽在梁家园以北、章家桥以西置地建宅,过起了“大隐隐于市”的生活。孙家的宅子内花木扶疏、亭榭错落有致,是当时城南少有的花园式宅府。孙承泽的朋友多为顾炎武、朱彝尊、钱牧斋等大儒,所以孙家大宅门前每日都是车水马龙。后来,大家为了方便称呼就以孙承泽的姓氏将此地称为“孙公园”。吴长元《震垣识略》载有:“孙少宰承泽故居在章家桥西,名孙公园。”戴璐《藤阴杂记》中亦记载:“孙公园后,相传为孙退谷侍郎别业。”亦可证明孙公园就是孙承泽宅子的所在地。继孙承泽之后,清代著名文人翁方纲、叶继雯和藏有甲戌本脂批《红楼梦》的刘位坦等人也曾在此居住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名噪一时的孙家大宅沉寂在历史中毫无声息,宅子的大部分房舍改为民居。直到清朝末年,它才以“新身份”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清末,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安徽籍京官和淮军将领逐渐增多。而当时在京城的安徽会馆虽有不少,却只是一些府、州、县级别且规模较小的会馆,如果组织大型集会,就要借用他省会馆之地,十分不便。因此,他们迫切需要一所大型会馆作为安徽籍京官在京城的活动场所。

    同治五年(1866),由安徽籍京官吴廷栋、鲍源深等人提议集资修建一所规模大、级别高的安徽会馆,并很快得到了李鸿章的支持及其他安徽籍京官、淮军诸将领的积极响应。吴廷栋、鲍源深见大家都如此积极,便开始寻找修建安徽会馆之地。最终,他们将目标锁定到孙宅的民居。经过一番筹款后,安徽会馆在同治八年(1869)二月开始动工修建,到同治十年(1871)八月竣工。会馆建成不久又在同治十一年(1872)和光绪十年(1884)进行了两次扩建,扩建后安徽会馆占地总面积为9000多平方米,成为当时京城众多会馆中规模最大的。

维新人士的聚居地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开始推行变法,却不断遭到保守派的阻挠,致使他下发的关于变法的诏谕全成空文。七月三十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光绪帝在密诏中感叹道:“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八月初二日,光绪帝发出第二封密诏,命康有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康有为、梁启超、林旭、谭嗣同等人接到密诏后,失声痛哭,誓死效忠皇帝。他们孤注一掷,决定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还政于光绪帝。第二天,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恳求他发动兵变。袁世凯一面当即表示效忠光绪帝,一面连夜向荣禄告密。3天后,事情急转直下,慈禧太后突然临朝训政,囚禁光绪帝,捕拿维新派人士,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戊戌变法虽然只进行了103天,但是其准备工作寻根溯源要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开始算起。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等进京赶考的举人在京听闻李鸿章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后愤恨不平,随即组织“公车上书”,但最终失败。于是,康有为等人在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时认为,只有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才可达富国强兵、民族中兴的目的。康有为认为要想变法成功,必须要先让大家了解西方思想。于是他就萌生出组织学会,来宣传维新思想,并争取官吏对变法运动的支持。而维新派的另一骨干陈炽则认为“办事有先后,当以报先通其耳目,而后可举会”。康有为同意他的想法,便在组织学会之前,先行办报。光绪二十一年(1895),维新派的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在安徽会馆创办。同年,康有为又在安徽会馆成立了强学会,强学会又名译书局,也叫强学书局或强学局,“日以翻译西书,传播要闻为事”。强学会每10日举行一次集会,每次集会必有演说。强学会是中国近代史上维新派成立的第一个政治团体。当时,众多维新派的人士云集于安徽会馆内演讲。

    康有为选定安徽会馆作为组织戊戌变法的集会场所,首先是看中了安徽会馆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大部分维新派人士多居住在安徽会馆附近。康有为从光绪八年(1882)来京参加会试,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失败,一直居住在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梁启超在光绪二十年(1894)入京,住在粉房琉璃街的新会会馆。谭嗣同住在北半截胡同,夏穗卿住在贾家胡同。从这几处步行至安徽会馆最多只要半个小时的路程。从地理位置分析,安徽会馆是比较理想的集会场所。

    北京的会馆大多是各省为解决应试举人在京食宿问题而建的“试馆”,还有一些则是各省的工商业者为经常集会、议事方便而建的“行馆”。安徽会馆既不是“试馆”,也不是“行馆”,而是专供安徽籍的淮军将领、达官贵人在京活动的场所。因此,它被称为朝廷新贵“俱乐部”,这在北京的会馆中是颇具特色的。而且,李鸿章也曾在此频繁参加集会,并接待外国使臣。康有为等人认为,在安徽会馆内组织活动,更能接近朝廷的当权者,取得他们的支持。此外,安徽会馆内部宽敞,适合大规模的人员集会。

    从史料分析,安徽会馆能够成为戊戌变法的策源地,还与李鸿章的暗中支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马关条约》签订后,引起了国人的强烈不满。李鸿章也视签订《马关条约》为奇耻大辱,发誓终生不再履日,并开始倾向变法,他更极力劝说光绪帝变法自强。有一次,慈禧太后曾拿出弹劾李鸿章是“康党”的奏折给他看,没想到李鸿章说:“若旧法能强国,吾国早已强矣。即变法则为康党,臣罪无可逃,臣实是康党。”

    李鸿章对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十分支持,康有为创建强学会,李鸿章自愿捐金2000两入会;《强学报》创刊,李鸿章再次捐金1000两。但陈炽力劝康有为,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乃是天下罪人,他的捐款不能要。康有为便拒绝了李鸿章的捐款。而李鸿章并没有因此而记恨康有为等人,反而在朝廷中处处维护维新人士。甚至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李鸿章还给伊藤博文写信请其帮助保护梁启超。李鸿章调任两广总督后,慈禧太后命他掘康有为的祖坟,他也是以种种理由搪塞。正是有了李鸿章的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才得以在安徽会馆宣传维新思想,使此地为戊戌变法的策源地。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6年5月27日 总第2918期 第四版

 
 
责任编辑:李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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