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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信收场的清末昭信股票

作者:李中勇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6-05-09 星期一

    昭信股票,名为股票,实为晚清政府为了偿还《马关条约》赔款,而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发行的具有近代资本主义色彩的国内公债,结果因其与封建体制格格不入,弊病丛生,最终草草收场。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湖南巡抚俞廉三为将昭信股票银7万两拨
给湖北一事的奏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马关赔款重 昭信股票生

    光绪二十一年(1895)甲午战争战败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规定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分8期付清,加上“赎辽费”3000万两,共计白银2.3亿两。这笔巨额赔款,较之清政府一年白银七八千万两的财政收入来说,负担沉重。在收支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清政府的财政几近破产边缘。为清偿赔款,清政府只好举借外债。然而,正所谓“其言愈甘,其患愈伏”,各国借款不仅要清政府以关税、盐税、厘金等各类财政收入作担保,更要命的是,每笔借款皆附有一定的政治条件。别无筹措之法的清政府虽明知是丧权辱国的政治性借款,但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咽下苦果,饮鸩止渴。光绪二十四年(1898),眼见《马关条约》第四期赔款期限已到,清政府欲故技重施,举借外债,不料英俄两国为出借这笔款项争持不下。在清政府谁都不敢得罪、左右为难之际,受新思潮影响、时任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的正六品官员黄思永上书光绪帝,提出发行“自强股票”以募集钱款偿还外债的建议。愁虑无计的光绪帝立即谕批户部速议此事。户部北档房总办陈宗妫、晏安澜等人,遂“力主之,司员签名者二十余人”。一月十四日,光绪帝下旨发行昭信股票:“当此需款孔亟,该王公及将军督抚等均受朝廷厚爱,各省绅商士民,当亦深明大义,共济时艰。”昭信股票就此诞生。

发行有章程 执行无规矩

    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十日,经过户部及总理衙门等处各官员的详细商讨,户部制定的《昭信股票章程》(共17条)得到光绪帝允准。其主要内容概述如下:

    一、户部负责昭信股票的印制,100两、500两、1000两面值的股票分别印制50万张、6万张、2万张,面值共计白银1亿两。

    二、户部设立专门机构昭信局总理此事,各省的布政使司下设昭信分局。在京认购股票的,款项直接交到户部昭信局,照章领票。在京城以外认股的,款交该省昭信分局后领票;也可将认购款交各省殷实号商,让其代为领票,认购款暂存号商处,等候一体划拨。股票发行以前,暂给认购者印收(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收据),“俟股票刷成互换”,届时由部局、省局出示晓谕。

    三、所募款项分20年还清,年息5厘。计息日期从交银给票之日算起。前10年只还利息,不还本金,后10年则本息一并分期归还,本还则息减。付息日期在当年二月,直接发给现银,不作拖欠。

    四、百姓每年有应交的地丁、盐课两项税赋,可用股票当年应得的本息作抵。

    五、股票可以抵押、售卖,但须报官局备案。各官局认票不认人,倘有遗失,须立即报备,挂失的股票禁止抵押、售卖。如失主3年之后仍未找回股票,再由官局另外发给凭单,原票作废。股票遗失期间,本息照付;认购股票的官员调迁或回原籍时,则发给股票凭单,准其在当地兑付;商民有迁居他省的,也照此办理。

    六、所募款项专门用于对日赔款,严禁挪作他用。

    鉴于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期间“息借商款”时发生的对官绅的变相强迫捐款及对百姓的苛派勒捐,光绪帝在批复户部递交的题本中专门对此严令禁止,“不准稍有勒索”。然而,昭信股票在发行过程中,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

臣子争报效 百姓遭苛索

    昭信股票发行之初便制定了两项基本原则:一是官为民倡,即“在京自王公以下,在外自督抚将军以下,无论大小文武,现任候补候选官员,均须积极领票缴银,以为商民之倡”;二是听民自愿。

    在户部刚刚奏准发行昭信股票时,恭亲王奕便带头响应,率先报效白银2万两,并表示不求任何奖励。何为“报效”?即今天的自愿捐赠之意。在封建体制与传统君臣观念之下,国家君主有难,“世受国恩”的臣子,“分应图报,以纾宵旰之忧”,捐款捐物,原属应然。现在弄出个向臣民借款的由头,君上已有低头之意,于臣下来说,哪有真出借款项与君主的道理。尚属开明的光绪帝对于这一行为的反应又是怎样的呢?他认为奕“用意正大,洵足矜式百僚,其忠款之忱,朕心尤深嘉许”。奕的报效行动伴随着光绪帝的“嘉许”,成为百官的道德示范。此后,将昭信股票作为报效手段的官员不胜枚举。在中央与地方,上至王公大臣、总督巡抚,下至候补大小官员,在接到户部相关咨文后,均有不同程度的认购与报效。

    官员争先恐后,乐于报效,之后皇恩浩荡,大加封赏,可谓其乐融融。但官员报效的银两从何而来?最终这些负担都将转嫁到普通百姓的头上。因此,对百姓来说,昭信股票的发行显得有些残酷。官府利用各种手段强征硬取,摊派苛索,不一而足,与最初所定“听民自愿”原则大相径庭。如四川总督恭寿“好谀嗜利,惘恤民艰,纵容家丁,任用劣员办理昭信股票”,在昭信股票的认购上,甚至“令各州县按粮摊派”,使本就杂税丛生的四川百姓生活雪上加霜。此举更使得余栋臣第三次揭竿而起,给腐败不堪的清政府以沉重一击。不仅如此,山东、河南等地也发生了官府以昭信股票为手段,对普通百姓强加苛索、大肆渔利的情况。如山东省安丘县知县俞崇礼在办理昭信股票过程中,计亩摊派,甚至“锁拿严押”不愿意购买股票者;河南舞阳县知县张庆麟“强令钱商买银三万两”,不仅强行摊派,还以白银成色不足为借口,压低银价,巧取豪夺;在奉天,有的州县官员“办理昭信股票苛派骚扰,私设班衙,任令蠢役擅作威福”。

    这种用权力与道德压力迫使官员强行报效,而后官员又将报效款项转嫁到普通百姓头上的行径,致使民间群情激奋,社会动荡不安。昭信股票仅持续半年便草草收场。光绪二十四年(1898),户部上奏建议“除京外各官仍准随时请领,并官民业经认定之款照数呈缴外,其绅商士民人等,请一概停止劝办”。光绪帝随即允准:“朝廷轸念民艰,原期因时制宜,与民休息,岂容不肖官吏任意苛派,扰害闾阎,现办昭信股票著即停止,以示体恤,而顺民情。”

专款未专用 “昭信”终无信

    据相关统计,昭信股票总计募银不足1000万两(因史料缺失,具体数目已无从考证),本意专项用于第四期对日赔款。然而截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即第四期对日赔款的截止日期),实际募集资金与需求相距甚远。在求日延期无望的情况下,清政府只好再次与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签订了总计白银1亿两的借款合同,条件便是将威海卫“租借”给英国。

    另一方面,昭信股票所募款项从一开始便被经济拮据的地方政府盯上,将其用于各种名目,专款专用成为一纸空文。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昭信股票刚开始发行之时,便有御史何乃莹上奏称,各疆臣对于昭信股票所募款项“竟有扣留别用者,失信于民,弊端宜杜”。然而清末财政捉襟见肘,中央和地方都急需米粮下锅。昭信股票专款被各地以种种借口截留挪用的现象非但没有杜绝,反而越演越烈。作为清朝实际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太后率先挪用昭信股票款项用于菩陀峪万年吉地工程,这为地方截留股票款项作了非常恶劣的“示范”。光绪二十四年(1898),山东、江苏两省遭遇严重洪灾,分别截留昭信股票银47万两与30万两用于春赈。同年,由于作为湖北省重要财政收入的厘金一项税收,在清政府向洋人借款时被用作抵押,致使湖北省财政收入大减。湖广总督张之洞便奏请将部分省份的昭信股票银用作补偿,得到光绪帝的同意。当年,湖南拨给湖北昭信股票银7万两。四川省所募昭信股票款项,先是被四川总督截留白银50万两,添募勇营,用来镇压余栋臣领导的第三次农民起义,余下款项则用作对这次起义中受损洋教的赔款。其余各省截留挪用的情况更是五花八门,如购买枪械,用作学堂经费,移作开矿铜本、铁路经费、地方杂项经费等。但是无一例外地都得到了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同意。昭信股票款项除部分划拨中央外,更多的是去向不明,成为一本名副其实的糊涂账。对于普通商民认购昭信股票后的付息还本更是无从谈起。如四川地方志中多有“其已捐缴到官者,亦未给还”,“已缴已解者,伫望经年,息固无着,股本亦不知所之”等记载。昭信股票成了赤裸裸的对民掠夺。

    昭信股票的发行虽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然而,其造成的消极影响远比积极意义大得多。首当其冲的便是国家信用体系丧失殆尽。股票发行之初,取名“昭信”,便是为了显示清廷的信用。然而,昭信股票在发行过程中,“官为民倡”异化为大规模的官员报效,“听民自愿”在很大程度上畸变为摊派苛索。收上来的款项花费更是五花八门。清政府信誉扫地,最终落个“昭信不信”的下场。

昭信股票正式发行前,清政府发给认购者的印收(即收据)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6年5月6日 总第2909期 第二版

 
 
责任编辑: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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