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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档案 聆听百年前锦城丝管

作者:吴晓铃

来源:成都市档案馆

2016-05-06 星期五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杜甫的一首《赠花卿》,生动描绘了唐代成都戏曲的昌盛。千余年后的民国,成都戏曲又是何等景象呢?近日,四川省成都市档案馆根据馆藏的上万份民国戏曲档案,推出了《丝竹绕蓉城》档案图集选。91份泛黄的档案,折射出百年前的成都,戏曲百花齐放、名家汇集的盛况。

  但是,这本档案图集最难得之处,是更多将视角对准了民国戏曲艺人的艰难生存际遇,以及戏曲演出管理制度变迁折射的时代进步。

  丝管声声,有悲鸣,也有喜乐。

曲艺名家汇集蓉城

  在老成都人的记忆中,儿时的乐趣之一,便是跟在长辈身后串茶馆。在这里可以看川剧、听评书、喝茶。李月秋、康芷林、阳友鹤、邹忠新等戏曲大师的名气和风采,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

  成都市档案馆丰富的馆藏档案佐证了这一盛况。“这些档案不光有清末及民国时期剧院、艺人、剧本的翔实记载,还有大量反映戏曲管理、演出的资料。”《丝竹绕蓉城》编辑姬勇说。

  一份份泛黄的档案,重新拼出鲜活的历史。

  姬勇说,清末成都还没有正规的戏院之前,戏曲艺人大多都是带着乐器走街串巷,在茶馆或街头卖艺。1906年,成都人吴碧澄在现在的忠烈祠北街修建了可园,成为近代成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戏院;1908年,位于华兴街的悦来茶园建成,成为川剧的著名“窝子”;1935年,三益公戏院在春熙路开门营业,配套开设了茶园、浴室、中西餐室;而位于今日春熙路孙中山铜像背后的春熙大舞台,1929年建成后,则是成都当年最豪华、最高档的大戏院,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京剧班子来此演出……再加上万春、蜀舞台、锦新等剧场,民国时成都的专业剧场有近10家之多。

  这些相继建成的剧场,都有能压得住台面的名角。当年这些“明星大腕”在哪里驻场,被他们的《公共娱乐场所艺员申请登记书》等档案真实记录了下来。

  档案显示:川剧名丑周企何曾驻悦来茶园演出;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阳友鹤曾长期在三益公驻场,他的经典剧目是川剧《白蛇传》,这位潇洒的男演员,剧中扮演的角色是白娘子。“竹琴圣手”贾树三坐堂演出之地位于今东城根街街口的锦春茶社;相书大师曾炳昆长期在提督街的知音书场表演;著名清音表演艺术家李月秋,则曾在以扬琴清唱和讲评书闻名的芙蓉茶社、柳江茶社长期驻唱。“当年扬琴李德才、清音李月秋、相书曾炳昆、大鼓盖兰芳、相声娄外娄等大师名声在外,甚至吸引了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慕名来蓉为艺人们录制唱片。”姬勇说。

艺人身份备受歧视

  舞台上风光的艺人,生活中却因为“伶人”的身份备受歧视。档案显示,民国时期的艺人会因为看女宾被打、穿中山装被抓、被禁止乘轿……实与今日有天壤之别。

  川剧“浣派”传人之一的白玉琼(吴仪臣),没想到自己偶然在公共场合穿了一次中山装,便被人给举报到了警察厅,遭到传讯并写检讨。

  一份写于1927年5月的举报信上说:“昨在街头见旦脚(角)白玉琼着中山制服徜徉通衢,请求禁止……以示区别……”果然,白玉琼很快遭传讯,“承认于前月底曾经偶着中山服一次”。这位今天看来怎么也是“腕”级明星的艺人,不仅保证以后再不会如此着装,警方还“谕令转告同业”,要求其他艺人也不得有类似行为。

  姬勇说,多份戏曲档案显示,当时戏曲艺人的确处于社会最低阶层,是与娼妓、乞丐等并称的“贱业”。一份1906年7月由四川通省警察总局颁布的《优人禁条六则》要求,艺人无论在公共场合还是家里,都不准请客和聚众喝酒;艺人不准穿着演出服上街;艺人招徒、搬家必须向警察部门报告登记。此后颁布的《优人规则》更加严苛,在“六则”基础上增加了违规后的处罚:罚做苦工、罚款,而不到警局备查的,艺人和戏班经理人都要处以拘留处罚。

  1921年,四川省会军事警察厅又下发了谕令,要求艺人禁止乘轿。警察厅称:“近闻有戏园优人,居然乘坐拱竿大轿招摇过市,须知优伶与齐民有异……”于是,要求伶人要恪守本分,不得再有这种情况,否则严究。不准穿中山装、不准坐轿,这在今天看来完全不可思议,不过却是艺人“贱业”的最真实写照。

  川剧名伶陈素卿(白牡丹)不堪忍受艺人低下的地位,于1918年12月呈文四川省会警察厅,申请“脱除伶籍”。而当年,他在悦来茶园拜师杨素兰,曾因貌美艺精而驰名蓉城。只是艺术上再辉煌,也难掩社会地位低下带来的精神痛苦。姬勇透露,最让人感慨的是,陈素卿原本打算跳出伶籍“自谋营生、居家养父”,哪知8年以后,却因迫于生计,不得不重操旧业,可见旧时艺人的痛楚与无奈。而今日,陈智林、陈巧茹等川剧表演艺术家,频频摘得梅花奖,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

  行业歧视也不胜枚举。一份1925年四川陆军第二军宪大队写给四川省会警察厅的信函显示:艺人杨玉冰在戏园演出时,被宪兵发现“调窥妇女”,于是“责以手心数十以儆效尤”。“调窥妇女”是什么罪?姬勇说,其实就是艺人在演艺之余,情不自禁多看了几眼女宾席上的观众。而按民国规定,艺人坐台下观戏都是被禁止的,你竟然还敢盯着女宾看,挨打活该!

  除了身份卑微,艺人也生存多艰。相书艺人邹明德1934年申请花会期间在群英茶社说书,用了“正人心邪正、辅助社会教化”的理由,同时“养家糊口”,没想到警局只批复了“碍难照准”几个大字。可一旦需要让戏曲捐税时,警局便狮子大开口。1913年的一份“报效军需数目单”显示:成都悦来茶园等三个戏园在正月共演出15场,除去演出费用,上交的军饷共计2944元,这在当时可以购买到12吨大米。

  让人唏嘘的是,尽管当时艺人地位低下,但他们并未忘记社会责任。抗战时期,成都的川、京剧等艺人排演了大量宣传抗战的戏曲。春熙大舞台1938年5月向警局呈报的一份说明显示,台儿庄战役1938年3至4月打响,同年5月,春熙大舞台就排演了《台儿庄血战记》,鼓舞成都人民的抗日士气,并颂扬以王铭章烈士为代表的川军勇赴国难的英勇事迹。

“辣妹子”看戏也疯狂

  和艺人一样受歧视的,还有女性观众。在成都刚出现剧院时,她们不被准许在公开场合喝茶看戏。《丝竹绕蓉城》专门收录了多份档案,梳理出女性争取观戏权的全过程。

  姬勇说,早在清末成都人傅崇矩所著的《成都通览》中就有记载,称“成都妇女有一种特别嗜好,好看戏者十分之九……”在成都还没有公共剧院以前,她们就不时有出格举动。“比如清末的成都《通俗日报》称,几名女性曾悄悄进入今西糠市街的广东会馆看戏,被警察发现后请出;山西会馆隔壁的一名女子,也曾悄悄爬上院墙偷看会馆演戏,结果慌乱之中摔成重伤。甚至还有年轻女子为看戏女扮男装被警察发现带走讯问。”

  但是女性争取男女平等的脚步从未停止。1906年,可园开业后在每月初二、初五和初八开设了妇女专场,引来成都男人们在剧院外围观。因受人指责,警察局不得不暂停了妇女专场。但是两年之后,悦来茶园不仅可让女宾入场,还在楼上增设女宾专座,首次让男女观众可同场观剧。当然,为避免卫道士们抨击,男宾的出入口设在华兴街,女宾出入口则设在了梓潼桥西街。即使如此,卫道士们仍不满意,警察部门只得命令茶园把男女宾安排在不同时段分开看戏。

  不过,历史进步的洪流终难阻挡。一份1912年8月四川民政司的档案呈文显示,悦来茶园以演出充军需为由,申请每月初一、十五义演两场,但两日义演却悄悄允许男女同场观演。四川民政司获悉后,以“有坏风化”为由,专门给四川军事巡警总厅发文,要求禁止,最终获允。但警察部门一而再、再而三对女权的漠视,最终激怒了泼辣的成都妹子。1912年10月14日,一个男宾看戏的日子,悦来茶园突然有女宾数百人蜂拥而至,非得要买票看戏。在悦来茶园呈给四川军事巡警总厅的呈文上可以看到,园方信誓旦旦表示,在8月被训诫以后,根本没敢再让男女宾同场观演。哪知这天女宾们突然就闯进来要求看戏,园方再三劝止也毫无作用,后来警察也闻讯赶来开导,结果“妇孺无知,难以理喻,随即联袂上楼,自搬椅凳,须臾之间全楼坐满。”于是,警察和茶园都认为“若再阻止,势必酿事,只得任其坐观……”直到演出结束,女宾们才心满意足各自散去。

  这一轰动事件,直接导致警察厅在1913年4月颁布了《女座取缔规则十二条》。在档案原件上可以看到,警察厅规定了“女宾不许与男宾说话”“女宾不得与男宾传递物品”“女宾不得在楼厢化妆更衣”等诸多规矩。但它总算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正式承认了成都女性观众拥有同男性同场看戏的平等权利。

 
 
责任编辑:李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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