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文化 > 文库 > 随笔

细雨闲花处 杳然天界高

——怀念恩师陈兆祦先生

作者:冯惠玲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6-04-26 星期二

    陈兆祦先生匆匆地走了,那么突然,毫无征兆。当学院告知这个消息时我实在不愿意相信,在微信上回复了一个大问号。这些年和陈兆祦先生联系不多了,但得知他永远离开我们时,猛然觉得心中塌了一角,空空的,这才意识到原来他和我的前辈老师们是一种无形的支柱,一直支撑着一片天空,坚守着一方事业,护佑着我们这些后辈的成长前行。

    吴宝康先生仙逝时我说他像一座山,今天我想说,陈兆祦先生像一流清江,波澜不惊,深邃沉稳,兼收并蓄,流淌不息,他一生丰硕的学术贡献则如涓涓细流,无声地浸润滋养着档案事业的学术之花。

    陈兆祦先生是人民大学档案学科的创业功臣,参与和见证了新中国档案教育从创建至今的全过程。1952年,他从中共上海市委抽调到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科学习,是新中国第一批档案专业学生,并从此开始了他执着钟情的档案人生。次年留校任教,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档案专业教师,投身于档案学科的拓荒与建设中。“文革”期间,档案系随中国人民大学停办而解散,1978年初,在恢复人民大学的呼声中,陈兆祦先生和其他6位老师联名给上级写信建议同时恢复历史档案系,并在恢复之后档案学科的二次创业中成为骨干中坚。1983年,陈兆祦先生接替吴宝康先生成为人民大学档案系第二任系主任,在他主持工作期间,以战略眼光和国际视野满怀热情地开拓发展,成绩显著:1984年,档案系获得档案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他担任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档案系分委员会第一任主席;这一年档案系还成为国际档案理事会的C类(机构)会员;1985年,经过20年努力的档案学院得以成立,次年他担任档案学院的第一任领导。在这些重要的里程碑式的发展中,都镌刻着陈兆祦老师的名字,浸入了他的心血,留下了他的奋斗足迹。

    陈兆祦先生是中国档案学术的奠基学者,为建立新中国档案学和档案专业教育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是最早进入档案教育圈的学者之一,做了大量的探路开路工作。陈兆祦先生主持编写的1962年出版的《档案管理学》是新中国第一部高等院校档案管理学教材,在苏联理论中国化,中国经验理论化方面进行了开创性探索,颇有建树,很多档案术语、原则、方法最早在这本教材中得以概念化和系统阐述,成为新中国档案学的圭臬,沿用至今。1982年,陈兆祦老师与和宝荣老师合作编著的《档案工作基本知识》成为“文革”之后档案事业恢复和再起步时期的重要教材,发行40余万册,创造了中国档案教材发行量的纪录。1986年,陈兆祦老师与和老师合作主编的《档案管理学基础》在1996年、2005年两次修订再版,多次印刷,是档案学专业的经典教材之一。

    陈兆祦先生的研究领域开阔,学术著述颇丰,很多学术思想合乎规律,观念开放,前瞻理性,是中国档案学术思想库中的宝贵财富。他在全宗原则、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文件理论、档案利用、档案价值鉴定、档案管理体制等方面有重要建树。

    陈兆祦先生是文件中心中国化的首倡者。1986年,他和杜梅撰文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国际上文件中心的情况,首次从理论上探讨我国机关档案工作横向联合组织形式的产生与发展趋势,开启了合作式集约化基层档案组织的研究之路。1987年,他们对张家口地区联合档案室进行了多日实地考察,得出了“地县级机关建立联合档案室切实可行”的结论,称赞这是一个“突破性创举”;1991年,陈兆祦先生又亲往甘肃省永靖县对我国第一个文件中心进行实地考察,分析陈述了在一定条件下实施文件中心的合理性和积极效果,和实践探索者一同引燃了基层档案管理体制的变革之火。

    陈兆祦先生是“大文件”概念的提出者和倡导者。1987年,陈兆祦先生在《再论档案的定义——兼论文件的定义和运动周期问题》一文中指出,文件是一个大概念……文件就是组织或个人在社会活动中,为了相互联系、记载事物、处理事务、表达意志、交流情况而制作的又构成该项活动组成部分的记录材料,正式提出“大文件”概念。他先后在多篇论著中论证这一观点,强调“要确定档案属于文件”,“档案定义应以文件为属概念”。

    陈兆祦先生在学术研究中关注档案实践,饱含人文情怀,秉持实事求是,坚守学者责任。他几乎对于每个时期的档案热点问题都会发表见解,观点鲜明,态度冷静,话语真实,言之成理,给人以启发,对国家档案政策和档案实践产生积极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清理“文革”期间档案时,陈兆祦先生从维护国家历史的高度和档案准则出发,指出尽管其中的“黑材料”是不实之词,却反映了“文革”历史的真实,具有重要保存价值,不可随意销毁。改革开放以来,陈兆祦先生大声呼吁档案的开放和利用,批评封闭观念,亲身参与档案知识普及。他重视档案所有权,主张在管理中区分公共档案与私人档案权限,尊重私人档案权益。在全国大规模档案数字化热潮中,他提醒防止“大跃进式”的数字化,建议要有选择、有标准,体现了一代档案学者建言守真的社会责任感。

    陈兆祦先生开放的国际视野不仅拓展了他的学术格局,也为中国档案学注入面向世界的风格色彩。他付出极大的努力广泛搜集资料,介绍各国档案工作的概况和动态趋势,于1985年和1995年先后主编出版了《三十国档案工作概况》和《六十国档案工作概况》,涵盖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大洋洲。他热心支持和扶植外国档案学术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为多本译著校订文字、撰写序言、联系出版。他利用各种机会造访国外档案机构,参加国际档案会议,每次都给我们带回很多新鲜思想和事例,还发表了多篇出访文章。记得一次他去美国探亲花80多美元买了一个抽屉式文件柜带回来,给我们讲解美国文件保管的装具和方法。在广泛了解国际档案动态的基础上,1987年他和黄坤芳、和宝荣老师合写了《比较档案学导论》,率先提出开展中外档案比较研究的系统构想。1989年,陈兆祦先生自费成为我国第一位国际档案理事会D类(个人)会员,1992年他在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第五十六届年会上发表《中国的档案教育》的演讲,在国际档案界引起广泛关注。

    陈兆祦先生在档案学术刊物的建设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是新中国的第一本档案学术刊物《档案学通讯》的主要创建者,从1979年正式出版时就辅助吴宝康先生担任副总编辑,1984年至1992年担任总编辑,前后13年主持该刊业务,他坚持学术立刊,面向前沿,兼容并包,使该刊成为全国档案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颇受欢迎。1983年该刊改为公开发行后,陈兆祦先生还主持编印《档案学参考》,刊载具有参考价值但不宜公开发表的文章,介绍国内外动态,至1988年共22期,发表了大量很有见地、很有价值的文章,开阔了读者的国际视野。

    陈兆祦先生是言传身教的儒雅贤人,他和善包容的为人之道,循循善诱的为师之道给我印象至深。我很幸运,当学生时聆听陈兆祦先生讲课,多次向陈兆祦先生请教问题;工作后和陈兆祦先生在同一个教研室,常在一起讨论专业问题;我在《档案学通讯》做兼职编辑时,和陈兆祦先生学到不少选稿审稿的知识;参与编写《档案学词典》时得到他的很多指点,使我获益良多。他做事认真,文字细致,经他点化的文章更加准确顺畅;他性格温良,修养深厚,无论是主持工作、课堂授业、讨论问题,还是他的文章,从来话语平和,娓娓道来。相识几十年中,我不曾见他面红语疾,暴风骤雨,而总是温文尔雅,春风和煦,遇到矛盾纠葛,他不急不愠,以礼待人,以理处事,以公为上,以人为先,从而化解难题,赢得尊重。有一件事至今让很多人非常感动,“文革”后档案系恢复时,一批教师达到了评教授的年资,因教师系列名额有限,陈兆祦先生主动选择了编审系列专业职务,其高风亮节令人心生敬意。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陈兆祦先生的学问品格如春风化雨,融进了人民大学档案专业的基因和血脉之中,生生不息,久久相传。

    (本文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人文北京研究中心主任、电子文件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6年4月25日 总第2904期 第三版

 
 
责任编辑:李任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