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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说段祺瑞中止亲祭孙中山原委

作者:特邀撰稿人 周利成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6-03-15 星期二

    

段祺瑞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因病去世,举国哀悼。3月24日,在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社稷坛大殿举行公祭,数十万人前往吊唁。据3月22日《大公报》载,时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下简称北洋政府)执政段祺瑞定于24日下午3时,亲赴社稷坛致祭,并已通知治丧处。虽然,段祺瑞为孙中山撰写了挽联:“共和告成,溯厥本源,首功自来推人世;革命而往,无间始终,大年不假问苍天。”但最终他却没有亲祭。事后,对他中止吊唁的原因曾有多种说法。

    当时,段祺瑞对外的解释是,他原本定于3月24日前往吊唁,事前也曾拟定礼单。北洋政府方面负责料理丧事的人员还在中央公园门前预先雇了一乘小轿,以便段祺瑞下汽车后至社稷坛途中乘坐。但在穿着礼服时,段祺瑞忽觉皮鞋太小,洗脚后再穿,仍穿不进去,故急派代表前来代祭。

1929年3月12日《京报图画周刊》对孙中山逝世4周年纪念活动的图文报道,以及1936年12月8日《玫瑰画报》刊载的《段合肥吊中山先生轶事》一文。

    这一说法与1936年12月8日《玫瑰画报》刊载的《段合肥(段祺瑞)吊中山先生轶事》一文所述大致相同。段祺瑞于1936年11月2日在上海病逝,随后为他举行了公祭。该文作者叔禺触景生情,有感而发,联想起当年曾受命缮写答谢书之事。文称,“民国十四年(1925)三月廿四日,中山先生在北平中央公园举行公祭,时段(祺瑞)任临时执政,是日下午三时,特定为执政亲临吊奠之期。政府及军警大员一百余人,均到齐,雍容肃穆,恭候执政之来临。而芝老(段祺瑞)因具诚意,事前特斋戒沐浴,适新置之皮鞋过小夹脚,步履为艰,临时只好改派内务总长龚心湛代祭。事前治丧处主任李协和(名烈钧)特备谢词一篇,措词极为得体,命余缮写,以资应用。其辞曰:‘邦国不幸,元首上宾,举国悲哀,山领安仰。中山罹病之始,承执政府派员视疾延医,厚谊隆情,靡不周至。今日开吊,复蒙执政躬临祭奠,并致哀词,家族及治丧同人,实深感德。回忆辛亥建国,中山倡之,而合肥和之;马厂起义,则合肥倡之,而中山和之;是中山与合肥在民国已往之历史,已有至大之关系,为全国人所敬仰。曹吴乱国,联合兴师。合肥与中山,又共扶国难,是合肥与中山在最近历史,其密切之关系,更有异于寻常者。中山与合肥实为吾国两大天柱,兹不幸折其一矣,后此两公应负之责,则合肥一人应负之。羹沸频天,四百兆同胞陷于水深火热者,不获绥济须臾想合肥视民如伤,必有以慰九泉良友海内同胞者,烈钧代表同人致募贤者之意耳,惟合肥察焉!’”

    而1925年3月29日《申报》刊载的《段执政中止亲祭中山之原因》一文则称:段祺瑞在去年冬天就任执政一职穿着礼服时,并未听说他的皮鞋太小,且以段祺瑞的身份,说他只有一双新皮鞋,“当然为必无之事。故无人不知其为饰词也。后从执政府方面得到消息,谓段氏本拟亲往,在十一时许,有一不知姓氏者,忽以电话报告,谓民党某派分子,今日已有预备,如段氏亲往,恐遭危险。又有人警告,谓梁任公、王来、卫兴武前车可鉴,执政今日往祭,彼等青年气盛之徒,恐言词不逊。我以礼往,彼以暴来,将奈之何?不如遣人代祭,较为妥当。段氏深以为然,遂命龚心湛代往”。

    还有一种说法是,早在1924年,段祺瑞邀请孙中山北上商议国事时,他与孙中山就有过几次交锋。在孙中山病重期间,段祺瑞并不十分关心,一次也没有亲往近视。孙中山病逝后,段祺瑞曾反对灵柩移厝社稷坛,并派代表通知国民党。代表进入内屋后,主持公祭的李烈钧当面责问道:“社稷坛为国家所有,非执政所得而私,总理手创共和,执政乃得安居宫苑。今总理践约而来,不幸病逝,治丧于社稷坛,执政尚能异议耶?”代表不敢辩论,段祺瑞也只能默许。1925年3月24日举行的公祭孙中山仪式颇为隆重。正午12时,自吉兆胡同北洋政府至中央公园,沿途皆有军警特别警备,五步一军,十步一警,极为森严。北洋政府全体阁员及文武官员百余人(除各部总长、次长外,每个机关都派遣两位代表随同祭奠)前来祭灵,北洋政府更指定王颐孙、袁龄为礼官。因段祺瑞答应前来祭奠,李烈钧还准备了答谢书,措辞立意,恭敬稳练,用心良苦。但当听到段祺瑞找借口不来时,李烈钧极其气愤地说:“此辈昏庸老朽,焉能主持国事?诸位青年,今后当注意改造时势,必须郑重人选!”公祭结束后,李烈钧将答谢书交给段祺瑞的代表带回。段祺瑞读罢,非常后悔没有参加孙中山的公祭仪式。

    天津市档案馆提供档案资料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6年3月11日 总第2885期 第四版

 
 
责任编辑:李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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