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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由商入政”的捐官之路

作者:杨红卫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6-02-29 星期一

    历朝历代都有官场腐败的丑恶现象,这一现象是依附于封建社会制度的一颗毒瘤,其危害之烈,不仅让社会风气颓废,而且更成为祸国殃民的根由。清朝官场的腐败就极为典型,集中表现在买官卖官上。

    在清朝的官场上,孔方兄(即圆形方孔铜钱)具有神通广大的“魅力”。清谚有云:“捐官做,买马骑。”一语道破清政府选拔官员的实质。捐官(捐纳、捐班)即为清政府公开推行的用钱买官制度。按照清朝的规定,除八旗户下人(家奴)、汉人家奴、优伶等不得捐官外,其他人只要有钱,就可以捐官。据《清史稿》记载:“捐途文职小京官至郎中,未入流至道员……凡报捐者曰官生,部予以据,曰执照。贡监并给国子监照。”同时,清政府还明确规定,捐纳的官员,不得分用于吏部、礼部等中央核心部门和道、府这些地方机关,且不得授予实权及官印。而在清代吴趼人所著的《俏皮话》中曾这样描写捐官:“某大人以捐纳致通显。初捐佐杂,既而渐次捐升至道员,俄而得记名,俄而补缺,俄而升官,俄而捐花翎,俄而加头品顶戴,历任至封疆,无非借孔方之力为之。”这段文字深刻揭露了捐官的实质。

清同治六年(1867)三月二十五日,晋商郭建本捐从九品官衔的户部执照。

    捐官在清朝并不是一种“潜规则”,而是通行于整个社会的显规则,官职在一定程度上俨然已成为一种公开叫卖的商品。清朝的捐官制度,源于康熙十三年(1674),清政府因平“三藩”叛乱,为补军费之不足,推行捐纳制度。遗憾的是,这种饮鸩止渴的制度,却被康熙帝的子孙们继承下来,而且变本加厉、乐此不疲。乾隆帝在其继位10年后,也下旨户部实施捐官制度。不过,此时所捐的主要是生员与监生,大体上只是个功名,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户部执照所载,“各省生监捐谷为难观望不前”者较多。如果说,乾隆年间的捐官制度,大多限于买卖功名的话,到了清末卖官鬻爵现象简直到了泛滥猖獗的地步。这种“交易”的社会危害愈演愈烈,影响越来越大,以至于历来不太重视做官的晋商,也把买官、买功名作为最终的目标。这种规则下的特权思想,甚至潜移默化到经商的范畴,使中国近代商业的规则遭到极大的破坏。

    自咸丰三年(1853)九月起,户部就开始将文职四品及以下官职,武职三品及以下官职待价而沽,并将空余的官职文书执照都备好,只要有人捐官便一手交钱一手交执照。当时,清政府重点在山西、陕西、四川、广东等省推行捐官制度,以山西晋商尤为出名。

    在太原市档案馆保存了一份同治六年(1867)三月的户部执照。这份户部执照中记载了捐官者的信息:郭建本,山西太原府太谷县人,所买为九品官衔。除此之外,执照中不仅详细规定了每个等级官员的议价,而且还规定捐官者在领取执照的同时需缴纳的饭钱和执照“成本费”。由此可见,清政府疯狂敛财的嘴脸。经过几代人的拼搏、奋斗,晋商家族累积了大量的财富。这些晋商子嗣人到中年,渐渐失去了创业经商的勇气,更多的人倾向由商入政,捐官做官。其时,太谷县是山西“富豪”最多的县城之一,而年过五十的郭建本就是晋商“由商入政”的真实写照。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就连晚清重臣曾国藩也不例外。同治年间,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一封信中,他就谈到自己曾给三江两湖五省的京官送过一万四千余两别敬(贿赂的讳称)。

    剥开晋商捐官的外衣透视其本质,可以看到晋商的捐官之风,根本还是在于官商一体可以带来额外利益和特权。晋商之发,源于盐引,而盐引的取得,一般只有为朝廷服务的“皇商”、充当边防军队粮秣供应的“军商”或是官宦之家方可获取。这种盐引制度,使晋商逐步认识到官商一体的重要性。

    从晋商乔家的发展史中,不难看到商人与官府的结合。乔家在包头经商成功后,与滚滚财源相伴的是官员们的巧取豪夺、土匪的敲诈勒索。为了保护家族和商铺的利益,乔家开始与官府建立联系。此后,在官府的庇护下,一般的地痞流氓和土匪恶霸再也不敢打乔家店铺的主意。据记载,乔家的当家人乔致庸其实对捐官并不热心,也不赞成子嗣们捐官。但他的子女们为了光大门楣并达到以官护商的目的,最终还是走上了捐官之途。据不完全统计,乔家仅有史料记载的捐官之人就达到20余位,其中,除少数人是通过自身勤奋学习考取功名获得官衔的,大部分人还是通过捐官来获得官衔。这种现象不独乔家一门,在晋商中十分普遍,平遥日升昌票号财东李箴视,不仅自己捐官,而且还给已死去的父亲、祖父、曾祖父捐官,其兄弟7人及下一辈男子12人均捐有文武官衔,李家的妇女均受封为宜人、夫人。

    晋商的聪明才智在捐官的风潮中也发挥到极致。除了给自己买顶官帽光大门楣外,晋商开始琢磨起官帽背后的长线生意。有些想考取功名的人因经济困难没钱进京考试,晋商便出资帮其入京考试直到平步青云。对考上举人却没有官职的人,只要晋商看其有前途并且靠得住,同样会拿出银子帮助运作。而在这种环境中考取或捐官得来官职的人只会利用权力来满足一己私欲。阎维藩本是平遥商户蔚字号福州分庄的经理,他曾给一个下级官吏支垫白银十余万两帮其升迁,此人后升为汉口将军。而这位靠着平遥商户资金上位的将军,任内剥削民脂,克扣军饷,政以贿成。

    清朝捐官现象像癌细胞一样迅速扩散,形成了一股歪风邪气。官员们由此考虑的不是怎样为民谋利,而是如何谋获更高的爵位;考虑的不是如何励精图治,而是如何搜刮民脂民膏……清政府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走上了没落覆灭之途。

    山西省太原市档案馆提供档案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6年2月26日 总第2879期 第四版

 
 
责任编辑:李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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