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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爱因斯坦走近中国

作者:梁 琨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6-02-29 星期一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被公认为是自伽利略、牛顿以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他所创立的相对论代表了现代物理学中引力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可以与爱因斯坦的科学贡献相提并论的是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一生都在为世界和平、捍卫人权奔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爱因斯坦以其科学成就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极大兴趣,而爱因斯坦的目光也开始投向古老的中国。

“爱因斯坦热”的由来

    在1917年9月出版的《学艺》杂志上,时为东京帝国大学学生的许崇清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引用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作为其论据。这也是相对论初次在中国出现。发表许崇清文章的《学艺》杂志,是丙辰学社的社刊。丙辰学社是由包括许崇清在内的中国留学生于1916年年底在日本东京创立,其宗旨是推动中国自然科学的学习与研究,并通过该杂志向中国知识分子介绍西方现代科学的思想。1917年11月3日,在湖北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内,数理学会的成员们聆听了一场关于物理学新进展的讲演。尽管讲演的题目为《奈端力学与非奈端力学》(奈端今译作牛顿),但其主要内容则是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讲演人为该校物理学教授李芳柏。

    事实上,许崇清的文章和李芳柏的讲演都未能引起中国知识界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兴趣。据美国学者胡大年的统计,在1920年以前,并无任何有关爱因斯坦或其理论的学术研究著作在中国出版。然而到了1920年,在中国的报纸杂志上刊登关于相对论的文章却突然多了起来,如《东方杂志》先后推出“相对论号”“爱因斯坦号”,对爱因斯坦及其学说进行深入介绍和探讨。对于相对论在中国传播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还有英国哲学家罗素。罗素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颇有声望,被称为“渊博的学者、激进的思想家和为民请命的耿介之士”。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罗素游历中国。在哲学讲演中,他数次详细、系统地介绍了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罗素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一介绍向世人阐释自己的观点,即哲学问题必须借助于现代科学和现代科学方法来研讨。同时,这也促进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中国的传播。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领土既不完整又无政治独立的半殖民地国家。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却能够迅速地接受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除了罗素的影响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便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作为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创造了引进西方思想的环境,并使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大量的科学知识有了更广泛的认识。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想的巨大热情,使得中国迅速涌现出一大批致力于研究和传播现代西方知识的新期刊和学术团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自然也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强烈兴趣。截止到1922年底,爱因斯坦在中国有多受欢迎?从周昌寿在《东方杂志》发表的《相对论原理概观》一文中便可看出。在文章的开头,周昌寿写道:“爱因斯坦这个名字,在今日中国,恐怕凡是在学界里面的人,差不多没有一个不知道的——不然,差不多没有一个肯自己承认不知道的;真所谓有口皆碑,无人不道的时髦人物了。”

 
1922年12月,《东方杂志》出版的“爱因斯坦号”。

两次邂逅上海

    1922年秋,爱因斯坦应日本改造杂志社邀请到日本讲学和访问。爱因斯坦和夫人爱尔莎从香港前往日本的途中,在上海停留了1天。11月13日,爱因斯坦一行人到达上海。在码头迎接爱因斯坦的有德国和瑞典驻上海总领事、中国学者、日本改造杂志社代表、犹太人等。爱因斯坦一下船,就接到瑞典驻上海总领事的正式通知,他获得了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随后,爱因斯坦夫妇又受到极为热情的款待。他们先是在上海“一品香”餐厅接受宴请,继而到上海“小世界”欣赏昆曲,后又游览了城隍庙、豫园等地。下午6时,书画家王一亭宴请爱因斯坦夫妇,于右任、曹谷冰、张季鸾等一众名流纷纷出席。席间,于右任致辞,给予爱因斯坦极高评价,称其为“现代人类之夸耀,不仅在科学界有伟大之贡献与发明。中国青年崇仰学术,故极崇仰博士”。他恳请爱因斯坦结束日本讲学后到中国讲学。爱因斯坦回复道:“今日得观多数中国名画,极为愉快,尤佩服者是王一亭君个人作品。推之中国青年,敢信将来对于科学界,定有伟大贡献。此次匆遽东行,异日归来,极愿为中国青年贡献所见。”爱因斯坦的回答虽有应酬之意,但也表达了来中国讲学的兴趣。第二天上午,爱因斯坦夫妇乘船前往日本。

    虽然,爱因斯坦只在上海停留了1天,但当时的报纸却用文字记载下了其形象。他“是一个相貌和蔼的绅士,看起来更像一位乡村牧师,而不像是发展了颠覆世界的理论而且从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手中得到诺贝尔奖的人。他穿着很普通的黑色衣服——一件礼服,带了一条黑白相间的领带,这和他的胡子很相配。他有着一头短而浓密的灰色头发,就像是一顶纸制的王冠,有的地方被压扁了,他还有一双棕色的炯炯有神的眼睛。他说起话来,声音温柔,根本没有经常能够在德语中听到的刺耳的音调”。

1922年11月,爱因斯坦(一排右起第四)首次到沪的留影。

    爱因斯坦此次到上海,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轰动。北京、上海、南京各大学一一发出讲学邀请。爱因斯坦也在不同场合表示要到北京、南京各大学讲演,还拟在上海讲演二三次。

    爱因斯坦从日本返回上海时,已是1922年12月31日。他这次到上海后,应上海犹太青年会和当地西方人的学术研究会邀请,于1923年1月1日下午在公共租界工部局礼堂进行讲演。爱因斯坦用德文讲演,由公共租界工部局的一名英国工程师同步翻译为英文。

    当时,在中国由英国物理学家洛奇和克鲁克斯所创立的灵学有一定市场,有些文人设立“灵学会”,出版《心灵杂志》,大肆宣扬人鬼交往。在爱因斯坦讲演完毕后,有人询问他对洛奇研究灵学的看法。爱因斯坦用法语回答说:“这是微不足道的。”正因如此,这次讲演给他留下的印象并不好,在其日记中称之为这是“一场充满愚蠢问题的滑稽戏”。1923年1月2日,爱因斯坦离沪前往耶路撒冷。此后,他再也没有来过中国。

    爱因斯坦来到上海两次,虽停留的时间很短暂,但上海却给他“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他曾向人讲述过对中国的印象:“余第一次至东方,极为欢喜,有许多惊异之闻见。此间理想之气候,澄清之空气,南方天空灿烂之星斗,皆使余之头脑得一难以消灭之印象。此种印象,余将永不忘之。”在“一品香”饭店里,爱因斯坦对丰盛的饭菜情不自禁地说:“具有古老文明的地方,其烹调也必然发达,中国就是这样。而像美国那些国家则只是像往炉子里添煤似的只考虑给胃里增加多少卡热量。”他对于古老的东方文明表示出了由衷的赞叹。除此之外,爱因斯坦还看到了中国社会的黑暗,欧洲人在中国的领土上作威作福,而中国劳动者却在受苦受难。

    十几年后,爱因斯坦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与前来进修的中国学者周培源进行交谈时说“中国人民是苦难的人民”,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真挚的、发自内心的同情。

与北京擦肩而过

    1920年,曾任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的袁希涛在访问德国时,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来电报,询问他北京大学能否接待爱因斯坦。蔡元培立刻复电:“甚欢迎,惟条件如何?请函告。”袁希涛遂于9月11日向爱因斯坦转达了这一邀请,此时爱因斯坦还未接受。翌年春天,蔡元培赴欧洲考察,他在夏元瑮的陪同下,专程到爱因斯坦家中拜访,并向他发出讲学邀请。爱因斯坦表示,他很愿意稍迟一点去中国,还询问自己在中国应该用何种语言发表讲演。蔡元培回答说,他可以讲德文,然后由像夏元瑮这样的学者将德文译成中文。夏元瑮则提议用英文,但爱因斯坦马上否决了这个建议,声称自己英语太差。

1922年11月20日,《北京大学日刊》刊载《爱斯坦(爱因斯坦)学说公开演讲》的预告。

    1922年,爱因斯坦准备到日本讲学,并通过中国驻德公使魏宸组告知蔡元培,愿意趁此机会到华讲演半个月。正在德国访问的北大教授朱家骅得知消息后,马上写信给爱因斯坦,邀其到北大讲学一年。在信中,朱家骅劝告爱因斯坦先访问中国再访问日本。爱因斯坦没有理会朱家骅的建议,直言不讳地回信说:“我一点儿也不能理解,这两项访问的次序,究竟有什么关系。至于优先权,你们的邀请的确在先,但是日本人毕竟先提出了优越的条件(酬金二千英镑,以及我和太太的居住费),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也有某种优先的权利。我愉快地希望我们可以达成一个使双方都完全满意的协议,使我能亲眼目睹东亚文明的发源地。”

    在蔡元培给爱因斯坦的回电中,蔡元培承诺北大将担负其在北京期间的食宿费用,并“致送酬金每月千元”。爱因斯坦却对这酬金并不满意,理由是“美洲各大学来函,所开各款,为数均在贵国之上”。他提出“一千华币改为一千美金”,此外还需负担他和夫人从东京至北京、北京至香港的旅费及北京饭店的一切开销。由于当时北大财政拮据,蔡元培向梁启超求助,梁启超承诺他领导的讲学社将“必任经费一部分”。

    有了这许多的铺垫,爱因斯坦赴日讲学后,按说应该到北大赴约了。因此,就在爱因斯坦离开上海前往日本的那一天,《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一条消息:爱因斯坦将于新年来华,预期将在北京停留并在北大讲学至少两周。蔡元培还专门撰文了《安斯坦(爱因斯坦)博士来华之准备》,简述爱因斯坦接受其邀约的过程。

    三周后,一封联名邀请爱因斯坦来华讲学的信件正式发出,信中说:“您在日本的旅行及工作正在此间受到极大的关注,整个中国正准备张开双臂欢迎您。您无疑仍然记得我们通过驻柏林的中国公使与您达成的协议。我们正愉快地期待您履行此约。如能惠告您抵华之日期,我们将非常高兴。我们将做好必需的安排,以尽可能减轻您此次访华之旅的辛劳。”但遗憾的是,这一联名信足足过了半个月才到爱因斯坦手中,而此时的爱因斯坦因久未等到消息,已经取消了北京之行。爱因斯坦回复蔡元培说:“虽然极愿意且有从前郑重的约言而我现在不能到中国来,这于我是一种重大的苦痛。我到日本以后,等了五个星期,不曾得到北京方面的消息。那时我推想,恐怕北京大学不打算践约了。……今日接到尊函,我才知道是一种误解。”他表示希望以后有机会弥补这次的失约。

    爱因斯坦的北京之行突然取消,使蔡元培既失望又困惑,不过他在1923年1月4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中仍试图安慰和鼓励大家:“我们合各种学术团体致函欢迎,是表示郑重的意思;一方面候各团体电复,发出稍迟;一方面到日本后因他的行踪无定,寄到稍迟;我们那(哪)里会想到他还在日本候我们北京的消息,才定行止呢?”蔡元培还说,“但愿一两年内,我国学者对于此种重要学说,竟有多少贡献,可以引起世界著名学者的注意”,因此“不必懊丧,还是大家互相勉励罢”。

    爱因斯坦声援中国人民

    爱因斯坦两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但却没有正式访问中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但他至此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并不时地为当时苦难的中国发声。

    1931年,日军侵占中国东北三省时,爱因斯坦是最早站出来号召所有国家对日本政府进行经济制裁的西方人士之一。1932年10月,爱因斯坦、罗素等知名人士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被捕的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当主张抗日的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史良等“七君子”锒铛入狱后,1937年3月爱因斯坦和14位美国学者一起,致电国民党当局:“因为我们是中国的朋友,为了中国的统一,言论与结社的自由,我们在美国对于上海‘七君子’之被捕谨表示深切关怀。”1938年6月,爱因斯坦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他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长子一同,发起成立援助中国委员会,在美国2000个城镇开展援华募捐活动。

    爱因斯坦对中国人民的关爱,让中国知识分子对他更为敬重。1943年,物理学家束星北还致函爱因斯坦,邀其来华定居,以度余生。当然,在那次与北大擦肩而过之后,爱因斯坦最终也没能来中国,而是在大洋彼岸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6年2月26日 总第2879期 第一版

 
 
责任编辑:李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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