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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两件手书便笺的背后

作者:余 菁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6-01-25 星期一

    宋庆龄陵园管理处收藏了两件宋庆龄手书便笺,这是宋庆龄上海寓所生活管理员周和康捐赠给陵园的。

    一件便笺由两张纸组成,纵19厘米、横14厘米,纸张泛黄,宋庆龄在一张纸上用铅笔手书:“1915年孙先生从日本东京暗暗到上海。他住在法国报馆(L’echo chine)楼上总编辑的房间里。”在另一张纸上用铅笔手书:“这报馆是在从前的爱多亚路。”

    另外一件便笺仅一张纸,纵15厘米、横19厘米,纸张泛黄,宋庆龄在纸上用蓝色钢笔手书:“冯道生的丈夫即韦玉先生,是上海法国报馆的主笔。此报即‘L'echo chine’,在八仙桥的。”

    宋庆龄的这两件手书便笺,用短短几句话道出了孙中山在上海的一段史实。

    孙中山何时“从日本东京暗暗到上海”

    二次革命失败后,1913年8月,孙中山流亡日本,继续策划反袁斗争。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东京结婚。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演出了一场复辟帝制的闹剧,他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公愤,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孙中山在日本发表了第一次讨袁宣言,并分别致函各国华侨,为反袁斗争募款。袁世凯迫于形势,不得不于1916年3月22日下令取消帝制,但仍任大总统。为此,孙中山、宋庆龄等人曾在日本友人田中昂寓所集会,庆祝取消帝制。随着国内讨袁斗争渐入高潮,孙中山决定马上回国,遂于4月27日乘“近江丸”号船返沪。

    1915年,孙中山一直在日本从事反袁斗争,因此便笺中宋庆龄所指1915年应该是误记,孙中山是1916年返沪的。

1916年4月9日,孙中山与宋庆龄等人在日本友人田中昂寓所集会,庆祝取消帝制时合影。

    宋庆龄为何对这段历史记忆深刻

    宋庆龄在便笺中并未提到自己,事实上,因为宋庆龄负责所有的密电码,孙中山需要她的帮助,所以他回国后不久就召她回沪协助工作。

    当时,上海的形势非常严峻,就在宋庆龄抵达上海的前一日,堪称孙中山左膀右臂的陈其美在上海萨坡赛路14号山田纯三郎宅被袁世凯派遣的刺客暗杀身亡,而孙中山此前一直隐居在山田家里。1916年5月19日清晨,当宋庆龄抵达上海时,孙中山不顾危险到码头迎接她。山田家已经不安全,孙中山再带宋庆龄入住显然不合适,因此他带着宋庆龄秘密住进了“法国报馆(L'echo chine)楼上总编辑的房间”。

    入住报馆后,因为风声很紧,孙中山和宋庆龄不能随便外出,也不能探望同志,来往信件使用的都是化名。只有在晚上,宋庆龄才穿着西式服装出去办事和联络。形势如此险恶,但是宋庆龄甘愿冒着风险为孙中山工作,除承担译电、联络等工作外,还帮助他处理大量文书。当时,经常有密探跟踪孙中山,他表现得无所畏惧,可这让宋庆龄非常担心,只要他不在身边,宋庆龄就觉得十分不安。但是,宋庆龄并没有阻拦丈夫外出,她写信给梅屋夫人说:“有一些事情他必须亲自处理,因为只有他才能在这艰难的年代拯救中国,使之免遭灭亡。因此,为了国家的利益和得救,我必须冒许多危险。”

    袁世凯死后,政治上的紧张气氛稍有缓和。1916年6月,宋庆龄随孙中山搬至环龙路63号(今南昌路59号)居住。他们住在报馆的日子仅一个月左右,但这是他们婚后第一次回国居住,而且当时形势险恶,因此这段日子在宋庆龄的心中必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1964年,宋庆龄手书便笺之一,纵19厘米、横14厘米。

1964年,宋庆龄手书便笺之二,纵15厘米、横19厘米。

    “L'echo chine”是份怎样的报纸

    多年以后,宋庆龄曾回忆说住在《上海回声》法文日报的办公室里,或许宋庆龄是把“L'echo chine”译作《上海回声》。1916年,上海并没有《上海回声》这样一份报纸,只有法文报纸“L'ECHO DE CHINE”,其中文名为《中法新汇报》,是近代法国人在我国办的为时最长的一份法文报纸,创办于1897年7月1日,由雷墨尔担任主编。初创时其中文名为《法兴时务报》,是法国在远东地区的重要“喉舌”,读者主要为旅居中国和日本的法国侨民。1927年7月10日,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上海,《中法新汇报》宣布停刊。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夕的1911年12月26日,曾接受过该报时任主编莫耐斯梯埃的采访,事后莫耐斯梯埃还撰写了《孙中山采访记》。

    “55 Yang King Pang”究竟位于哪里

    1916年,孙中山、宋庆龄在上海的对外通信地址都为“55 Yang King Pang,Shanghai”(上海洋泾浜55号)。20世纪初,洋泾浜不是路名,它是条小河,为黄浦江的支流,长约2公里,宽不足20米,西接周泾(今西藏南路),东入黄浦江。1914年,公共租界与法租界联合填洋泾浜改筑马路,由于洋泾浜原为英、法租界的分界河,于是,在填河筑路后,为马路的取名发生分歧,最后双方达成协议而命名为爱多亚路(Avenue Edward Ⅶ),“爱多亚”是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的法语读音。爱多亚路即今延安东路。

    那么,“55 Yang King Pang”究竟位于哪里呢?笔者经查阅上海徐家汇藏书楼所藏1916年5月《中法新汇报》后发现,5月3日前报馆地址是“Guai Du Yang-King-Pang 55-56”(洋泾浜外滩55-56号),4日起地址改为“Avenue Edward Ⅶ 55-56”(爱多亚路55-56号)。据此推定,5月上旬路名爱多亚路正式启用,但是一般百姓还是习惯沿用旧名,故5月下旬孙中山、宋庆龄对外通信用的地址还是“55 Yang King Pang”。因为报馆地址中出现外滩字样,且靠近外滩东西向路上的门牌号码都是由东向西递升,因此,可推定报馆离外滩很近,应位于现在延安东路的东端。宋庆龄在第二张便笺中说报馆在八仙桥,但八仙桥地区位于爱多亚路西端,也就是今天的西藏路、金陵路、龙门路一带,与外滩有段距离,所以这应该也是宋庆龄误记。

    “上海法国报馆的主笔”是何人

    宋庆龄在入住次日致梅屋夫人函的信封上用的发信人姓名为Waicy(原文误拼为Woicy),孙中山当时对外通信的信封亦留同样的姓名和地址,说明当时孙中山、宋庆龄的来信均寄给Waicy,由Waicy转交给他们。

    Waicy的中文名字叫韦玉泉,宋庆龄称其为“韦玉”乃是误记。1964年,宋庆龄书写便笺时年事已高,因此多处出现误记也属正常。韦玉泉其人其事目前知之甚少,有说他是混血儿,母亲是法国人,名玛利奥利维亚;父亲是广东顺德县人,名韦坤。宋庆龄在便笺中称韦玉泉是“上海法国报馆的主笔”,但《中法新汇报》除了在1910年7月1日至1913年的实际主编为莫耐斯梯埃外,其他时期均为雷默尔。韦玉泉应该是《中法新汇报》编辑,他也应该是孙中山坚定的追随者,否则不会冒那么大风险收留他们;同时也说明孙中山非常信任韦玉泉,否则也不会与夫人入住他的住所。以后,韦玉泉曾担任孙中山的法文秘书。1924年11月,他曾随孙中山北上,与杨杏佛、黄昌谷等人负责接待中外新闻记者。

    宋庆龄何时何故写下便笺

    便笺中提到的冯道生是韦玉泉的夫人,当年她和韦玉泉一起接待了孙氏夫妇,并结下友情。为了纪念孙中山,冯道生一直保留着孙中山睡过的那张床,后来,她回老家广东时还特地把床运了回去。宋庆龄对帮助过她的人总是心存感激。1964年,冯道生的侄子致信宋庆龄,称冯道生已去世,丧事已办好,冯道生将那张床留给了他,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将那张床捐给国家。宋庆龄接信后,嘱咐宋庆龄上海寓所生活管理员周和康汇款100元给其侄子,作为冯道生的医药、安葬等费用,并说如果国家需要,可以接受捐赠,但是钱要给她侄子。这两件便笺就是当年宋庆龄嘱周和康汇款时写下的。周和康向时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张甦平汇报了此事,并把宋庆龄的意思告诉了他。张甦平即致电广州市政府,但却没有下文。

    宋庆龄陵园管理处提供档案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6年1月22日 总第2866期 第三版

 
 
责任编辑:李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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