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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州:家庭档案是我“归队”的资本

作者:何嘉荪

来源:郎健华主编《家庭档案图文集》

2016-01-20 星期三

    我是1960年开始与档案结缘的。当时我刚从上海市的中学毕业,被选上了留苏预备生。但是不久,由于赫鲁晓夫撕毁了与中国的协议,不可能去苏联留学了,我便参加了当时的全国统一高考。当年可以填写24个志愿,我的第一志愿是国际关系学院,后面的志愿填的都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志愿,记得填了有哲学、经济和档案3个专业。之所以填写档案专业,纯粹是因为觉得他比较神秘。当时普通人中,除了认为“档案”是保密的以外,基本不了解他,而够得上人民大学分数线的考生中,几乎没有人填报档案专业,我却主动填写了,从此与档案结上了缘。尽管后来大学毕业时我又考上了外交学院的研究生,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阴差阳错,最终我还是归了“队”,到浙江大学(当时是杭州大学)参与创办档案学专业。

    尽管已经准备当外交官,由于我档案意识比一般人强,丝毫没有将大学时代的教材和课堂笔记等处理掉的打算,一直珍藏在我上海家中,成了我的首批家庭档案。后来“文革”中,我被下放到浙江省丽水农村劳动,当时的省革委会负责人要求我们有一辈子当农民的打算,仍然没有动摇我收藏各种资料的想法,相反将在我上外交学院研究生时形成的课堂笔记和教材,认认真真地作为档案收藏起来。正是这些家庭档案让我更加喜欢上了档案专业,也成了我1982年底走上档案专业教学科研岗位的坚强后盾。20世纪90年代浙江大学历史系创办了“台港澳侨专业”,尽管这时我已经离开外交学院和外事工作岗位多年,但这些家庭档案又成了我主动请缨承担《外交礼宾与领事业务》课程教学任务的资本。

    我大体上是一个只顾科研和教学,从不理家务的人,家庭档案整理也还未列入我的计划范畴。但我把握住一点:只要能够反映家庭的主要职能活动的记录,从不轻易遗弃,包括任何记录于有形载体上的信息,哪怕是片言只语。所以虽然没进行系统整理,但尚能应付查阅利用。比如,从大学毕业开始到退休,我们都经历过无数次的表格填写,相信填写时都会苦恼于有关数据的遗忘以及与之俱来的前后矛盾。我由于将以前填写的表格底稿基本上保存了下来,所以免去了再填表时不少烦恼。

    当然,也有不慎造成的重大损失。比如,有一次我电脑中保存的我工作中活动的信息,由于电脑故障需要将电脑软件重新装一下,我竟然忘了将电子邮件拷贝下来,这其中有我与国际档案界著名学者戴维•比尔曼先生(Mr.David Bearman)、迈克尔•库克先生(Mr. Michael Cook)和曼努埃尔•巴斯克斯教授(Prof.Manuel Vàzquez),以及与国内知名学者冯惠玲教授等互相之间通讯的电子邮件。等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时,已经悔之晚矣!

    我的一部分家庭档案已经捐赠给杭州市档案馆。我知道这是家庭档案的最好归宿,比交给自己的后辈强千万倍!我计划在完成今生最后一个科研课题以后,进一步整理我余下的家庭档案,还想把我父母亲留下来的档案也收过来,他们是1935年和1938年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老干部,其档案的价值更珍贵。但这涉及与我的兄弟们协商的问题,他们都在上海老家,档案也在那里,故难度不小。此事如成,我会把它们全部交给杭州市档案馆保存,让其得到更好的保管和利用。

    (编辑:王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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