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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还是“内战”

——西安事变中的抉择

作者:吴红玲 刘传吉 张江义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5-12-14 星期一

    今年是西安事变爆发79周年。张学良晚年曾这样精辟而不无遗憾地概括自己的一生:“我的事就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这里所说的“36岁”,正是他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时的年龄。1936年12月12日,张、杨率部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前来督战“剿共”的蒋介石,并联名通电,呼吁停止内战,抗日救国。蒋介石被拘,举世震惊,一时之间,剑拔弩张,时局艰危。幸赖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和支持中国抗战的国家及友人,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积极从中斡旋,最终促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使中华民族的命运有了转机。

张学良和杨虎城 

1936年12月26日,张学良致蒋介石自请处分函(部分抄件)。

    家仇国恨集一身 “涕泣进谏”遭“重斥”

    张学良、杨虎城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毅然决然地发动西安事变,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其中,有日本悍然入侵给他们带来的切肤之痛,也有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既定国策的不满和抵制,更有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的影响。

    张学良、杨虎城二人非常清楚中日之间的历史恩怨,尤其是张学良,可以说是家仇与国恨集于一身。1928年6月初,日本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其父张作霖,是为“家仇”。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撤回关内,东三省很快沦陷,张学良被骂为“不抵抗将军”。此后,国是日非,东北成立伪国,热河继而沦陷,华北再被染指,民族危机不断深化。张、杨在1936年“双十二”通电中沉痛地指出:“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实际情形的确如此,是为国恨。

    值此民族危机逐步加深之际,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却在日本的威逼下,不仅先后签订《淞沪协定》《塘沽协定》等屈辱条约,而且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1935年9月,蒋介石调张学良和东北军入陕甘“剿共”。在榆林桥、直罗镇等战斗中,东北军损失惨重,不得不与红军停战对峙。在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接触中,张学良渐渐认识到,蒋介石所主张的“攘外必先安内”,只能让日本渔翁得利,而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最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1936年9月,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正式签订《抗日救国协定》。半个世纪以后,张学良在谈到西安事变时说:“内战,我不干了,说什么我都不干……你(指蒋介石)跟日本人打,我打!跟共产党打,我不干!……蒋先生说安内攘外,我说攘外安内,就是倒过来。”

    1936年10月至12月,蒋介石两赴西安,强令张学良和杨虎城继续“剿共”。张、杨不愿与红军再开战端,他们反复“涕泣进谏”蒋介石,劝其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接纳抗日主张,均遭蒋介石“重斥”。12月9日,西安1万余名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当晚,张学良再次劝谏蒋介石遭拒后,决定实行“兵谏”,逼蒋联共抗日。

    “兵谏”震惊国内外 国共努力终和解

    1936年12月12日凌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一部在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第17路军同时控制了西安城,软禁了几十名从南京来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当天,张、杨联名通电全国,说明事变动机完全是出于抗日救国,对蒋本人“保其安全,促其反省”。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如何处置这一重大突发事变,一时间成为举世关注的焦点。何去何从,是“抗战”还是“内战”,中华民族似乎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当晚,国民党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定由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何应钦负责调动军队,褫夺张学良兼任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16日,国民党中央委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调军进攻西安,同时下令空军准备轰炸。这是主张“讨伐”张、杨的一派。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一派,因与蒋介石关系最为密切,顾虑蒋介石的安全,在接到张学良“平生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的私电后,于事变当晚紧急联系澳籍友人端纳飞赴西安进行斡旋,积极营救蒋介石,力求事变和平解决。

    国际上,日本政府以为有可乘之机,宣称张、杨已经“赤化”,极力挑拨南京国民政府与西安方面的关系,企图挑动中国扩大内战;并表示,南京若与西安妥协,联共抗日,则将“不能坐视”。英国和美国从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需要出发,力求维持蒋介石的统治,以免南京国民政府被亲日派控制,从而支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苏联和共产国际担心中国内乱必然加剧日本对苏联的威胁,因而也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举世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反应。中共在事前对西安事变并不知情,事发当晚即采取紧急行动,肯定张、杨的爱国行动并给以全力支持。15日,中共中央发表通电,表示支持张、杨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反对亲日派借机“讨伐”,发动大规模内战。17日,应张、杨邀请,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飞赴西安,直接介入事变的解决。通过商谈,双方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确立了逼蒋抗日、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

    22日,南京国民政府在获悉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国共产党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态度后,正式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在宋美龄“宁抗日死,勿死敌手”的劝告下,蒋介石授意宋氏兄妹代表他与西安方面谈判。23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了谈判,并做了大量的工作。24日,双方达成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协议。当晚,周恩来面见蒋介石,阐述中共政策和西安方面的意图,指出坚持内战,自速其亡。蒋介石也做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等表示。当事各方终于就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达成一致,西安事变历经十余日的复杂演变,终于得到和平解决,中华民族走向空前的团结。

    和平解决利中华 遗憾张杨遭际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既打破了日本期望中国发生新的内乱,以便趁火打劫的如意算盘,也改变了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促使国内和平的初步实现,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与觉醒,对于实现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因而成为了由国内战争走向全民族抗战的转折点和时局转换的关键。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为表示发动“兵谏”完全是出于抗日救国之心,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飞回南京。26日,在宋子文授意下,张学良致函蒋介石自请处分:“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靦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之后,张学良遭到扣押和军法会审。当审判长李烈钧拍案斥责张学良以下犯上、大逆不道时,张学良神色坦然地反唇相讥,质问李烈钧:“当年你以江西军政府都督的身份,起兵讨伐大总统袁世凯,这又作何解释?”李烈钧不由得暗自赞叹,真乃张作霖之子。31日,张学良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民权利5年。随后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予以特赦,但仍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谁知,这一“管束”就是50多年,直到1990年他才彻底恢复自由,定居美国夏威夷,2001年去世。杨虎城则在西安事变后,被迫去职出国。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回国请缨抗日,谁知却被蒋介石秘密关押12年,1949年9月被杀害于重庆。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提供档案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5年12月11日 总第2848期 第三版

 
 
责任编辑:李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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