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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的证据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陆李秀英的证词

作者:李琴芳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5-11-30 星期一

1946年10月19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陆李秀英在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上的证词。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提供档案

走上军事法庭做证

    南京城内明故宫附近的一座建筑布置得庄严肃穆,周围戒备森严。这里原是国民党励志社大礼堂(今中山东路307号钟山宾馆内),1946年2月15日,被国民政府临时设定为南京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主要审理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日本战犯。法庭根据调查和民众的控告信,向东京盟军总司令部提出,要求将南京大屠杀的主犯和其他罪大恶极的战犯引渡到中国,接受中国对他们的审判。

    1946年8月1日,关押在日本巢鸭监狱的战犯谷寿夫由中国驻日代表团派人押解回中国,先押入上海战犯监狱,后关押在南京小营战犯拘留所。同年9月,为了查清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真相,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单元进行法庭调查。1946年10月19日下午3时,平民陆李秀英被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传讯入庭。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档案上是这样记载的: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度(1946)侦字第号谷寿夫战犯一案于三十五年十月十九日下午三时在本庭讯问,出席官佐如左:检察官丁承纲,书记官丁象庵。检察官命引陆李秀英入庭。

    问:姓名、年(龄)、籍(贯)?

    答:陆李秀英,廿八岁,南京人,住利济巷松荫里十六号。

    问:你做什么事?

    答:没有做事。

    问:日本人进南京城的时候,你知道么?

    答:廿六年(1937)阳历十二月十二、三日进城的。

    问:当时是什么日本部队,你知道么?

    答:听说是中岛部队。

    问:你当时在什么地方?

    答:在上海路美国小学校内避难。

    问:你当时是被害的么?是什么时候?

    答:我是被害的,是十二月十九日的早晨。

    问:在什么地方?

    答:就在学校内。

    问:你怎样被害的呢?

    答:在这个学校避难的同时有六七个青年妇女,有四五个老头子。十九早晨有三个日本兵入学校内,对青年妇女拟行强奸,我就竭力挣扎,被这三个日本兵用刺刀将脸、腿、腹各部一共戳了三十三刀。我当时并怀孕六个月,血流满地,昏厥不省人事,日本人以为我死了,他们就走了。以后我父亲将我送到鼓楼医院,由魏尔逊医师医治,住院四十余日,并由美国教会牧师麦克基摄有活动照片,这个照片现在送到国际法庭去了。我到现在每逢下雨的天就周身痛苦,不能行动。

    问:你当时怀孕的婴孩流产了没有?

    答:在受伤的第三天就流产了。

    问:其余的几个青年妇女也没有被奸污么?

    答:我挣扎的时候其他的人都跑掉了,未被奸污。

    问:谷寿夫这个人,你知道么?

    答:我当时不知道。

    问:你知道其他的事么?

    答:在我遇难前一二时,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为日本兵抢他的驴子,他不肯让拉走,被日本兵一枪打死了。

    问:你其他还有什么话么?

    答:我要求法庭代我们请恤金,并向日本要求损害赔偿。

    该档案中还有一段证人结文,内载有:“今到场为证人,当系据实陈述,决无匿饰增减。此结。证人陆李秀英。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46)十月十九日。”并盖有印章。原来,这个陆李秀英是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受害者,正在法庭做证……

    1947年2月,南京军事法庭公审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时,陆李秀英又勇敢地出庭做证。经过公审,1947年3月10日,石美瑜庭长当庭宣判战犯谷寿夫死刑。4月26日12时35分,随着一声枪响,战犯谷寿夫在南京雨花台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日军暴行的“活证据”

    时光倒流78年,回到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时,刚刚结婚两个月的南京民女陆李秀英随丈夫陆浩然住在上海附近的川沙县。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9月,焦急害怕的陆李秀英随兄先期回到南京。11月13日,日军占领上海,紧接着,兵分三路进攻南京。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对南京进行分区围剿,开始了为期6周的南京大屠杀。当时,德国人拉贝等国际友人在南京市中心设立了方圆3.86平方公里的国际安全区,庇护中国难民。陆李秀英的父亲将女儿安置到自以为安全的五台山小学一个地下室里。

    12月19日,一车日本兵来到五台山小学,下车后直奔陆李秀英等人藏身的地下室,冲进去就把妇女往外拖,陆李秀英虽然挺着大肚子,但因年轻,也没逃过。陆李秀英想,如果被他们糟蹋死,还不如自己先死了干脆,她没有丝毫犹豫,就一头撞到墙上。陆李秀英撞昏后,被周围的难民救起,重新安置到地下室里。天快黑时,又有三个日本兵冲到妇女的房间来。一个日本兵扑上来欲强暴陆李秀英,他身上的军刀因为弯腰而刀柄朝下,被陆李秀英一把抓住。他和陆李秀英争夺的同时呼叫同伴,另两个日本兵拔出刺刀,一边一个向陆李秀英冲来。陆李秀英死命抓住刀柄,那个企图强暴她的日本兵挣脱不开,一直挡在她的身前,她就用全力推搡他以抵挡刺过来的刀。在左右摇晃中,凶残的日本兵刺中陆李秀英的腿,她仍坚强地反抗着,没有倒下。他们又刺她的脸,血从陆李秀英脸上哗哗地淌下来……最后因失血过多,陆李秀英体力渐弱,被日本兵的刺刀刺中肚子,这是刺得最深、最重的一刀,陆李秀英松开了手,倒在血泊中……日本兵以为她死了,这才扬长而去。

    一息尚存的陆李秀英被她父亲送进南京鼓楼医院(美国教会医院)。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即陆李秀英证词中的魏尔逊)全力以赴救治,为她缝合的刀伤多达33处,事发第三天她因此而流产,她腹中的胎儿最终还是没能保住,六个半月大的胎儿成为这次暴行的牺牲品。

    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在鼓楼医院治疗现场拍摄了纪录片《南京暴行纪实》,纪录片一直保存至今。片中有好几帧陆李秀英治疗时的动态画面,她身旁有很多受害者,有些人在被救后数小时或第二天便死去,而她在被日军连刺33刀的情况下居然奇迹般地活下来,并成为那段悲惨历史最有力的见证人。除此之外,当年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威尔逊、拉贝等人的书信与日记中对这件事情均有记载。12月21日,威尔逊医生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今天是一年中白昼最短的一天,但仍包含着这座人间炼狱的24个小时……前天在小山坡上,一位已经怀孕六个半月的19岁少妇,抗拒两个日本兵的强奸。她面部被砍了18刀,腿上也有几处刀伤,腹部也有很深的一个刀口……”信里提到的这位孕妇就是陆李秀英。12月22日,拉贝在日记中这样描述日本兵在南京国际安全区的这一暴行:“12月19日下午,一名日本士兵在美国学校(五台山小学)试图强奸一名怀有六个半月身孕的19岁的中国女子,当女子反抗时,日本士兵手执匕首或是刺刀向她袭击。该女子胸部和脸部有10处刀伤,腿上也有数处刀伤,下身有一个很深的刀伤,胎儿的心跳已经听不见。该女子目前被安置在大学医院。”

不屈不挠为名誉而战

    斗转星移,在抗战胜利37年后的1982年,日本试图通过篡改教科书否认侵华战争。1985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20世纪80年代,日本国内不断传出“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谎言”的右翼言论。1998年,日本右翼文人松村俊夫在其《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一书中,更污蔑李秀英(新中国成立后李秀英已将夫姓去掉)是“假”证人,称现在的李秀英不是当年的陆李秀英。此书一度成为日本的畅销书和日本右翼分子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宝书”。日本右翼分子伺机以书中内容为借口,攻击李秀英是有阴谋的,不仅说她的证词是伪造的,且恶意中伤李秀英,说她是受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幕后操纵。这样一位九死一生的幸存者,到了晚年再次受到日本右翼分子的“加害”,给她在精神和名誉上造成极大的伤害。

    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攻击和诽谤,1999年9月17日,李秀英愤然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松村俊夫、相泽宏明以及相关出版社公开登报道歉,并赔偿名誉损害费1200万日元。一批有正义感的日本律师自发组成律师团,义务为李秀英打官司。为了讨回公道,李秀英两次赴日本出庭。她要让日本人民看看她的脸,看看那鼻子、嘴边、眼角、脸颊处触目惊心的伤疤。2002年5月10日,东京地方法院判处松村俊夫等被告支付原告名誉损害赔偿金150万日元,而对于原告提出的公开登报道歉这一诉讼请求未予支持。

    一审判决后,被告即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李秀英得知这一消息后,以被告未登报公开道歉以及赔偿金太少为由,也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随后的二审维持了原判,松村俊夫等又上诉至日本最高法院,李秀英不再上诉。2005年1月20日,日本最高法院三审判决下达,判决书上写道:日本《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作者松村俊夫、该书发行人相泽宏明和相关出版社,因侵犯李秀英名誉权,必须在法定期限内向其赔偿150万日元。李秀英状告日本右翼势力名誉侵权案终以胜诉而告终。这一案件是对日本右翼势力妄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有力一击,其终审胜诉意义重大。坚强、勇敢的李秀英,作为当年惨遭侵华日军暴行的南京悲惨女性的代表,以亲身经历为证据,揭露侵华日军暴行,向世界控诉那场惨绝人寰的暴力侵略事件。

    遗憾的是,早于三审判决前的2004年12月4日,李秀英因病在南京鼓楼医院逝世,终年86岁。尽管老人已经故去,但其留下“要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的告诫言犹在耳。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5年11月27日 总第2842期 第四版

 
 
责任编辑:李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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