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文化 > 珍档秘闻

《程瑞芳日记》:铁证如山昭世人

作者:沈 岚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5-11-09 星期一

程瑞芳

    编者按:78年前那场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至今仍像梦魇一样缠绕在人们心头,那违人道、侵人权、反人类的战争罪行让人闻之不禁战栗。

    前不久,在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会第十二次会议上,我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通过了评审,并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最终认定,正式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这是和平与正义力量的伸张,是对30万遇难同胞的告慰,也是对日本右翼势力倒行逆施的回击。

    事实胜于雄辩,历史不容否认。在《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之际,本报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策划推出《悲怆的记忆·南京大屠杀档案》栏目,从这期开始将连续刊发7篇有关《南京大屠杀档案》背后故事的文章,向读者揭秘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在这7篇文章中,既有身处国际安全区工作人员程瑞芳的日记,也有南京市民罗瑾冒死保存下来、由吴旋向南京临时参议会呈送的16张侵华日军拍摄的屠杀南京平民和强奸妇女的照片;既有美国牧师约翰·马吉16毫米摄影机及其胶片母片的物证,也有幸存者李秀英等人的证词;还有充满了血泪控诉的《南京大屠杀档案》中的《市民呈文》……一份份档案铁证如山,不容狡辩。

    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是我们对历史最好的纪念和尊重。

    这是一本外表看来极其普通的日记本,泛黄石纹硬纸的封面正中,用钢笔竖排写有“一九三七年首都沦陷留守金校的同人日记”等字样,内页为上海信笺公司印制的元书纸信笺,连同封面共计57页。日记记载字数约3万字,起讫时间从1937年12月8日起至1938年3月1日止,总共84天,逐日记录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以下简称“金女大”)难民收容所的工作过程以及日军在此的犯罪记录。它就是珍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有“中国的安妮日记”之称的《程瑞芳日记》。

    这本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日记,以其独一无二的价值引起学界的重视,被称为“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原始档案资料”。作为见证那段惨痛历史证据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程瑞芳日记》与已公之于世的外籍人士所著《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东史郎日记》一道,构成了包括受害方、加害方以及第三方的日记证言在内完整的日记记载体系,彼此间可互相印证和补充,证据性质更强。在《南京大屠杀档案》提交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过程中,中国“申遗”委员会从浩如烟海的档案中选定《程瑞芳日记》,其文献的独特性与珍贵性不言而喻。

《程瑞芳日记》(部分)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提供档案

    程瑞芳,187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原名乐瑞芳,后随夫姓改为程姓,即《魏特琳日记》中多次提及的“程夫人”。其个人履历表明,她曾接受过专业的护理训练,并有长期服务于中国教会学校的丰富经验,1924年应邀到“金女大”任职,负责管理学生的食宿。据档案资料记载,抗战期间大部分“金女大”教职员工随校内迁,舍监程瑞芳、美籍教务主任魏特琳等6名教职员工自愿留守南京,受吴贻芳校长委托负责管理校产,处理驻京事务。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攻陷南京后,在城区及郊区进行了持续数周之久的大规模战争罪行,造成30万中国平民遇难,三分之一城市被焚毁,不少女性更是遭到骇人听闻的性暴力,蒙受了巨大的战争苦难。一小部分滞留南京的西方人士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组织成立以拉贝为首的国际委员会,将城西北部一块不足4平方公里的土地辟为安全区,界内设立金陵大学、金陵神学院等24处难民收容所,为大批无法逃离陷都的中国难民提供避难场所,从日军屠刀下拯救出许多普通民众的生命。在此期间,魏特琳和程瑞芳、陈斐然3人组成非常委员会,利用“金女大”校园建立起专门收容妇女儿童的难民所,救助了成千上万名妇孺病弱。1946年4月,程瑞芳以大屠杀见证人的身份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供证词,向世人控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1952年,她因年事已高退休回乡,1969年以94岁高龄仙逝于武汉。

    《程瑞芳日记》记述时间集中于日寇屠城罪行最为严重之时,而作者所在的“金女大”校园又是各安全区中难民人数较多、坚持时间最长,影响较大的一个。由于日军攻占南京后暴行不断升级,大批难民纷纷涌入安全区各大避难所,然而“定规收妇人和小孩子,男子不收”的“金女大”难民所也非真正安全之地,一度竟成为日军实施性暴力侵犯的重要目标,“(日兵进来)不是看姑娘就是想东西,他们都是大盗。换一次兵来,百姓就要受一次罪,每日提心吊胆,不死也要气死”。从开放初期难民大量涌入的应接不暇,到危难时刻接踵而至的严峻考验,再到日军在安全区进行欺骗性登记与宣传,直至成立自治会、下令关闭难民所和取消国际委员会,程瑞芳此际也经历了最刻骨铭心的人生阶段。她终日超负荷工作,殚精竭虑协助魏特琳同暴敌周旋,千方百计解决难民拥聚造成的诸多难题,“一天到晚不是忙病人,就是忙死人和生的小孩”。身体上的极度劳累,加上精神上的高度紧张,程瑞芳心力交瘁,几度支撑不住而病倒。即便如此,她每天晚上仍坚持写日记,将生活在日军屠刀下的难民,特别是妇女儿童的悲惨境遇真切地呈现出来。尽管“每天的日记都是不开心的事”,程瑞芳仍日记不辍,从未间断,此间她曾几天卧病在床未写日记,但病情好转后,她立即进行补记,老人的毅力与勇气让人感佩。

    《程瑞芳日记》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一份中国人实时记载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日记原件。因为现存中国亲历者对于屠杀史实的记载,如蒋公毂的《陷京三月回忆录》、陶秀夫的《日寇祸京始末》等,严格意义上讲多为日记体回忆录,而程瑞芳作为留在南京的极少数知识女性,成为目前已知第一个用日记记录大屠杀真相的中国人。程瑞芳当时这样做是有相当危险的,正如她1937年12月24日的日记中所说:“我写的日记每次要收起来,因怕有日兵来抄,华(魏特琳)也是。”魏特琳有长期记日记的习惯,南京大屠杀期间曾在日记中表达了一个迫切愿望:“但愿这里有人有时间写下每一件可悲的事情,特别是那些抹黑脸庞、剪掉头发的年轻女子的遭遇”,程瑞芳则是魏特琳此愿的实现者。日寇铁蹄和刺刀之下的南京城已沦为一座恐怖之城,滞留于此的普通幸存者时刻面临着屈辱与死亡,遑论每天用纸笔记下身边惊心动魄之事。而这位年逾花甲的老太太在救护苦难同胞的同时,还冒着极度危险为后人留下一部弥足珍贵的日记,控诉日军在安全区内外犯下的累累暴行,褒扬魏特琳、拉贝等国际人士为救护难民日夜奔劳的英勇事迹,同时也揭示了难民所的艰辛生活以及有良知中国人的反抗,为那段血泪史增加了一份不可抹杀的铁证。

    程瑞芳的特殊身份,使得日记对周遭环境的观察视野比较开阔,关于敌寇所犯罪行的记录也较为系统、全面。她作为南京国际安全区“金女大”难民所卫生组组长及“唯一的护士”,在全力协助魏特琳管理难民所之余,需要时常对外联络交际,可以了解到安全区其他难民所的近况,从难民处得知日军在全城范围实施的种种暴行,后期又从西方人士那里源源不断收到有关国际委员会、各国使领馆等各方消息,甚至有机会走上街头亲自查看。所以,《程瑞芳日记》中诸如“街上刺死的人不少,安全区内都是如此,外边更不少,没有人敢去,刺死的多半青年男子”;“有的军人和百姓,他们用绳子捆牵到沟边,枪毙一个倒在沟里一个,一排一排的死,真可怜。那些死在燕子矶的尸首还在那里,有的地方死尸被狗拖……下头那一带路上没有路走,走在死人身上”;“真不得了,这些日本兵猖狂极了,无所不为,要杀人就杀人,要奸就奸,不管老少”;“他们真是贼,什么东西都拿去,现在南京一个空城了,太平路房子只有八九家没有烧,夫子庙都烧了,府东街烧了一半,陈明记的店也烧了,快要成一片焦土……”等,有关日军攻陷南京后肆意杀戮俘虏和壮丁、到处焚淫劫掠的记载比比皆是,令人触目惊心。

    无独有偶,二战期间欧洲大陆发生了另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犹太少女安妮为躲避法西斯搜捕而藏身密室所写日记,既是对德军占领下人民苦难生活的真实记述,也是二战期间纳粹势力灭绝犹太人的有力见证,已于2009年7月30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程瑞芳日记》与《安妮日记》同属女性战难日记范畴,都是见证时代浩劫的历史档案。面对东西方现代史上两个最臭名昭著的反人类暴行所造成的空前灾难,两位女性作者均选择用日记记录下自己的感受与经历,以女性直面苦难的坚韧与勇气共同控诉战争的丑恶,宣扬和平友善,其良知正义将永远给人以启迪和感动。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5年11月6日 总第2833期 第四版

 
 
责任编辑:李聪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