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噬人的恶之花

——记日寇在沦陷区的毒化罪行

作者:蔡 燕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5-09-11 星期五

抗战期间,孙俍工摘录辑集的《沦陷区惨状记》中记述的日寇毒化罪行。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提供档案

    鸦片,这种由罂粟果实提炼出来的呈黑色或褐色的毒品,如瘟疫一般缠绕着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病体,阴魂不散。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而自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长达8年的抗战期间,更是奉行一手拿刺刀、一手拿毒品的奴役策略,利用鸦片、海洛因等多种毒品,对中国人民实行阴险毒辣的毒化政策。毒化政策,是日寇强迫沦陷区人民种植鸦片、征收捐税、加工毒品、设立烟馆,向沦陷区、抗日根据地以及大后方贩运出售毒品,以掠夺中国财富、摧残国人体质、瓦解中国人民抗战精神的反动政策。与赤裸裸的烧杀掳掠与狂轰滥炸相比,这种政策就好比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妄图使中华民族亡国灭种,不战自亡。笔者在校对抗战期间孙俍工摘录辑集的《沦陷区惨状记》(以下简称《惨状记》)手稿时,看到了大量侵华日军毒化罪行的相关报道,无论是数据还是事例,都成为日寇罪行的有力铁证。

处心积虑 用心险恶

    日本侵略者之所以对中国大肆推行毒化政策,主要是将其作为经济掠夺和政治奴役的重要手段。1938年以后,日寇“三月亡华”的阴谋彻底破灭。抗日战争进入持久战的相持阶段,而长期作战的日本,国力难以为继。于是,日寇开始大规模贩售毒品,掠夺沦陷区财富,搜刮民脂民膏,以毒养战,支撑战局;同时,毒品贸易和相关税收还为特务部、宪兵队、情报部等日军机关及伪政权提供了大笔活动经费,维持反动统治。以《惨状记》中列举的数据为例,据1937年8月2日《火热之平津》一文写道:“据美国报纸记载,倭寇每年在我国东北所售毒品的价值在三千三百万元以上。”而南京美籍教育家巴德士博士在1938年12月20日写给《大美晚报》与《大陆报》的信中也写道:“五万人——南京人口的八分之一——现在已经慢慢地被海洛因毒化了,那是日本所管理的党徒所供给的。每个月,那些属于日军或与日军勾结的毒物贩卖者,最少剥去劳苦的中国人五百万元。”

伪满时期,辽宁安东(今丹东)的鸦片专卖署。

    毒化政策还包藏着日寇妄图奴化中国民众的政治祸心。日寇贩售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品,掠夺的不仅是物质财富,更是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打击了中国人民的抗战能力。因为长期吸食鸦片成瘾的人,一方面身体被毒害,丧失了生产和生活能力;另一方面精神上也被毒品麻醉,丧失了抗争斗志,沦为顺民。

发端东北 蔓延全国

    日寇的毒化政策,归根到底是为其在中国的殖民统治和侵华战争服务的。因此,随着时局、战局变化,毒化政策也不断调整,呈现出自北向南,产销明确的特点。

    关于鸦片贩卖问题,世界各国早在1912年即签订了《国际鸦片公约》,此后又在1925年签订禁烟公约,1931年签订关于麻醉品限制制造与调节分配的公约,国际联盟设有鸦片问题顾问委员会处理禁毒事宜。中、日两国也均为上述禁烟公约的签字国。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为扶植伪满政权的统治,削弱东北民众的抵抗,准许大力发展鸦片贸易。1932年日伪公布了《鸦片法》和《鸦片法实行令》,实行鸦片专卖制度,制定了鸦片的生产、销售、流通等过程的一系列规定,从而使日伪政权成为合法的垄断机关和公开贩毒机构。巴德士博士找出许多证据,证明“多数鸦片是来自大连而经上海的”。从此,日本便以中国东北地区为鸦片主要种植基地,走上制造贩卖鸦片、走私入境鸦片贸易的邪恶之路。

    随着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展开,日军的铁蹄肆虐我国华北、华中以及东南沿海,所到之处毒品买卖也随之蔓延。首当其冲的便是以北平、天津为首的华北地区。沦陷后的北平,在《惨状记》中收录的1938年10月20日《密勒氏评论报》刊载的报道《北平最近情形》一文中这样写道:“伪政府准中国人和日本人贩卖或制造鸦片、海洛因、吗啡、白面、红丸以及其他毒品,一概不禁。满街满胡同的毒品店,挂的招牌都是些什么‘人民药品店’之类的美名,只是西城星子沟那么一点儿小地方,便有二十多家毒品铺子,并备有烟具及一切应有的设备。东城王府井街上居然也可以找到这类‘人民药品店’四家之多。东安市场内零卖的更是五步一小摊,三步一幌子,瘾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到毒物,方便之极。前门外烟馆子、土膏店之多,更是不堪设想。”曾经的文明古都,沦为乌烟瘴气、藏污纳垢之地,令人愤慨。

    紧邻北平的天津,在《火热之平津》一文中的描述则更加令人震惊。“天津的日租界是全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倭寇在天津所制造的白面占全世界产额十分之九,价格只及十分之一。因为量多价贱,所以天津日租界上有一千家卖白面的洋行,有二百多个专制白面、吗啡、海洛因和其他毒品的工厂。这些工厂雇佣了一千五百多个倭寇专家,更雇佣了好几千个中国工人,没日没夜地赶造毒品。这些大量出产的毒品,除了在华北和东北倾销之外,更源源地由天津运到长江、珠江流域。出售的毒品共有八种:有放在纸烟里可以抽的海洛因及白面、黑膏,有比白面更厉害的黄面,有金丸和红丸,上在烟枪上抽的以及鸦片、吗啡、苦开因(即可卡因)。在北平卖毒品的洋行就有四五百家,如果每一家每一个月可以把毒品卖给二百个人抽,北平市每个月便有九千个人变成没有用的人,至于天津那更不用提了。”在日寇的魔爪下,天津竟然成为了制毒、售毒的国际毒城。

    位于东部的经济中心上海和民国首都南京沦陷后,上海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毒品销售地,每年鸦片吸食总量达到全国的一半以上;尤其在沪西一带,烟馆毒窟到处皆是,堕落为“魔鬼的世界”。而南京的情况,在《惨状记》中收录的1939年8月23日上海《大陆报》记载,“国联鸦片顾问委员会美国代表福勒,近作暴露中国境内毒物买卖及消耗之惊人报告……该报告结尾述南京情况云:关于南京毒物情况,据经验丰富之调查家斐慈教授,在一九三八年以南京为中心的区域中出售鸦片、海洛因,月达三百万元。据私人估计,南京四十万人口中,至少五万人染海洛因毒,内颇多青年男女。闻南京之鸦片,多由大连经上海运往者,由日人卵翼‘南京市府财政局’之‘禁烟局’管理南京鸦片公开买卖系统”。

    位于东南沿海的广州和厦门、金门等城市,同样也烟馆林立,人民深受毒害。但由于其地理区位的影响,这些地区的毒品来源并非中国北部,而是境外走私。据1938年10月24日《毒化厦门金岛》中记述:“所运烟土多系波斯货,不报海关,采取武力走私的老法,突破海关门户,强运金、厦。”此外,日寇还在金门迫令农民种植鸦片,在厦门拟设大规模制毒厂,企图自产自销。

    从东北、华北到华东、东南,从上海、南京到广州、厦门,日寇毒化民众的魔爪伸向了神州大地,座座城市,所到之处皆是毒雾弥漫、民不聊生。

    回顾孙俍工当年饱含心血抄录留存的新闻报道,那一字一句分明就是对日寇罪行、对毒品危害的血泪控诉。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5年9月11日 总第2811期 第四版

 
 
责任编辑:李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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