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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报人勇斗日寇

作者:◎ 胡永隽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5-08-21 星期五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在中国军民的顽强抗击下,日本侵略者“3个月占领中国”的侵略计划化为泡影。后因战局急转直下,蒋介石下令全面撤退,11月12日,上海除租界外的地区全部落入日军之手。当时,日本尚未向英、美、法等国宣战,不能占领租界,因此上海的租界便有了“孤岛”之称。在“孤岛”上,上海各报照常发表抗日言论,市民们也继续拥护抗战、反对日军侵略……这一切使得日本侵略者犹如芒刺在背,恼火万分。但碍于国际政治格局,日寇不能对租界采取行动,就网罗社会渣滓在租界内寻衅滋事,尤其是对上海报人,发动了一轮又一轮骇人听闻的恐怖行动。

1938年2月,《申报》刊登《社会晚报》经理蔡钧徒被暗杀、沪上各报馆接到恐吓信及华美、大美报社收到人臂的消息。

破诡计华报易帜

    淞沪会战爆发后,上海各主要报纸就全力投入到战事新闻报道中。各大报向上海民众迅速传播中国军队奋勇抗战的消息,每次发行号外,都会被争购一空。

    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后设下了一系列钳制舆论的诡计。1938年初,日寇接收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设立在公共租界内的新闻检查所,并规定华报的稿子只有经过日本新闻检查所核准后才能发稿排印。在日寇的高压手段下,国人所办的报刊既无“新闻”可观,又无言论可辩。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租界内的华报纷纷找外国人作为报馆的后台老板,挂上洋旗披上“保护色”。就这样,披上“保护色”的华报,对于日寇的检查可以置之不理。一时间,全国抗日的消息、反日言论又出现在“孤岛”上。

    狡猾的日寇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日寇开始实行新闻电报检查,妄图以此割断“孤岛”内各报刊与外界的联系,从而打击上海市民的抗日热情。然而,爱国的上海报人见在新闻消息上无法与敌抗衡,就纷纷发表抗日言论,鼓舞市民积极抗日,增强了民众必胜的信心。敌人见“文”的手段解决不了问题,就转而采取“武”的办法,想用血腥的恐吓来吓退“孤岛”报人。

恐怖案难阻报人爱国心

    1938年2月6日夜11时许,上海的街头在昏暗路灯的照射下沉寂阴冷。“啊——”一声惊恐的尖叫声突然在法租界卢家湾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的总巡捕房附近响起。守门的巡捕闻声从边门跨出,只见一个中年男子在马路对面指着电线杆上的悬挂之物尖叫着。巡捕赶过去一看,电线杆上竟然挂着一颗血淋淋的头颅,旁边还系有一块儿白布。巡捕见后,急忙跑回巡捕房内通知其他值班巡捕。待值班巡捕们赶来放下电线杆上所悬的头颅时,才看清白布上写有:“余等以断然手段对付死者,望其它中文报纸主笔,知所警惕。正义团”。巡捕们这才知道原来是一宗政治谋杀案。

    第二天,法租界的巡捕查明该头颅正是三天前失踪的《社会晚报》经理蔡钧徒。原来,不久前《社会晚报》被日本新闻检查所勒令停刊,蔡钧徒为了复刊,四处奔走,与日方交涉。1938年1月27日,报馆遭投弹袭击,蔡钧徒本人也接到“如继续与日方交涉,则将以最后手段对付”的恐吓电话。但蔡钧徒置自己生死于不顾,继续为复刊而奔走呼号。2月4日,有人电请蔡钧徒去新亚酒店赴宴,从此他一去不返。

    蔡钧徒案发生数日后,在杜美路(今东湖路)又出现第二颗人头,并贴有字条,上面写道:“看!看!看!抗日团体之结果,从速反省自保身。”隔一日,在萨坡赛路(今淡水路)附近联益小学校门前电线杆上,出现第三颗人头。又隔数日,在巨福路(今乌鲁木齐南路)出现第四颗人头,同样也贴有恐吓纸条。离奇的人头案,搅得租界内人心惶惶。

    与此同时,上海的主要报社如:《大美晚报》《文汇报》等报社社长、经理,纷纷收到“正义团”“恐怖派”暗杀组织的恐吓信,内容大同小异,诸如“蔡钧徒结局如何,贵报岂不知之?务请改变作风,否则尚有意外事件发生”等恐吓之辞。

    1938年2月22日,家住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的《华美晚报》经理宋作同和居住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的《大美晚报》经理张旭同时收到装有血淋淋人臂的包裹,并附有恐吓信。大美晚报社和文汇报社也分别收到装有人手的纸盒及恐吓信,“此乃抗日者之手腕,送与阁下,希望阁下更改笔调,免尝同样之滋味”。

    虽然“孤岛”报人屡遭威胁,但他们并没有被日寇的恐吓行径所吓退,反而更加坚定自己的使命,继续口诛笔伐日寇的野蛮行径。

    《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在《炸弹与刺刀》一文中,赞扬了上海报人忠于祖国的感人事迹:“日伪在公共租界对新闻界的打击,并不局限于暗杀几个编辑和新闻撰稿人。他们占领了公共租界的虹口地区后,便控制了那里的中国邮政总局。继而立即对持有反对他们观点的报纸实行禁邮。可是尽管邮局里有日籍新闻检查官坐镇,但都吓不倒忠于自己祖国的那些中国邮政人员。他们常在晚上趁日本人外出吃饭、睡觉或酗酒时,打电话通知报纸发行经理立即送报,然后迅速在报纸上加盖伪造的印章,造成这些报纸经日本人审查认可的假象……发往其它未被占领的广大中国地区。”

犯众怒原形毕露

    上海报人虽受到日寇的迫害,但他们并不是孤军作战。民众感谢正直的新闻工作者,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支持他们。

    日本在沪的新闻机构遭到抗日志士投弹的破坏;周凤岐、尤菊荪、顾馨一等一批投敌的沪上头面人物先后遭到爱国志士的狙击,倒在除奸的枪口下;1938年3月30日,众多的报贩们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拒不售夹有敌伪宣传品的报刊,并掀翻敌卡车,用火把敌方宣传品焚毁殆尽……

    法租界巡捕房对于接二连三发生在租界内的人头案,尤其是蔡钧徒的头颅公然被歹徒放置在总巡捕房对面电线杆上示威,感到有失“威严”。同时,在舆论的压力下,法租界巡捕房不得不办理此案。正当案情侦查到关键时刻,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三位负责此案的法籍高级职员各收到一封匿名信,信内都附有一个被砍下来的大拇指,并警告他们不得追究下去。但箭已在弦上,在各界民众的强烈要求下,法租界巡捕房不得不抓紧办案。不久,巡捕抓获嫌疑犯杨家驹、许德林等人。经租界特区法院讯办,人头和人手的案子很快就水落石出了。

    原来,上海沦陷后,日寇在新亚饭店设立“兴亚会”,收罗地痞流氓,以图破坏“孤岛”秩序。他们网罗了具有“江北杜月笙”之称的常玉清及其徒子徒孙。常玉清在日本人的授意下,建立了“安清总会”,下设一个流氓特务组织,名曰“黄道会”,并由日本浪人小村担任顾问。1938年2月3日,“黄道会”成立,三天之后,就以蔡钧徒作刀祭,公然向抗日民众示威。据杨家驹等人供述,所有发生在租界内的人头、人指、人臂等案,均是奉小村之命,由“黄道会”所为。这些人头,除蔡钧徒外,其余都是难民收容所的难民,他们被“黄道会”的歹徒以去南市“就业”为由骗到人烟稀少之地后,受到残害,身首分离,头颅移于法租界街头,妄图恐吓抗日人士。

    日本侵略者利用汉奸,草菅人命,制造恐怖事件,行径令人发指。但中国人民不畏日寇的恐吓,反而掀起了更大的抗日浪潮。

    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委党史研究室、黄浦区地方志办公室提供档案资料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5年8月21日 总第2802期 第四版

 
 
责任编辑:李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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