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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英捕头为何下令开枪

作者:老姜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5-05-29 星期五

 
聚集在上海南京路上的市民

在南京路英巡抚房大门前警戒的巡抚

    20世纪最了不起的工人运动发生在1925年的上海,那就是著名的五卅运动,这是一页翻动起来让人感觉异样沉重的历史。

    从现存的五卅档案中可以看出,很多人都把兴趣集中在了老闸捕房捕头爱德华·威廉·爱活生为什么要下令开枪这一焦点问题上。无论时光流逝多少年,它始终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面对一群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群众,爱活生和他所代表的警务处,乃至租界当局,真的有必要下令开枪吗?他和他的巡捕们究竟遭到了哪些暴力的威胁?

沉痛的一天

    五卅运动的导火索是由日资工厂点燃的。1925年2月,因日商上海内外棉八厂的日本领班毒打一名中国女工,而引发了沪西、沪东22家日资纱厂的3.5万多名工人罢工,史称“二月罢工”。5月初,内外棉厂再度发生罢工风潮。时值棉纱市场萧条,日方自忖,即便工人复工,也无利可图,遂决定强硬待之。5月15日,日本资方与工人发生冲突。日本工头大班元木与川村向工人开枪,当场打死青年工人顾正红,并打伤10余人。第二天,内外棉五厂7000多名工人宣布罢工。

    5月30日,在上海的南京路上至少有3000至4000名工人、学生参加了抗议示威活动。这种正面抗争,租界当局并非第一次领教,法租界公董局(相当于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就曾至少两次面对所谓的“暴民”。他们的应急之策,就是纠结英、美武装共同对付。这一次,工部局果然按他们惯有的逻辑行事——驱逐、殴打、拘捕示威人群,然而抗议示威的人群并未因此而退却。直到下午3时许,老闸捕房捕头爱德华·威廉·爱活生丧心病狂地下令开枪。这时,上海乃至远东最繁华的南京路上血流成河,手无寸铁的和平抗议民众,成片地倒在了现代文明血腥的枪口之下。据事后调查,5月30日当天,抗议民众共17人被杀,受伤者无数。

1925年6月6日,《向导》周刊就五卅运动发表中共中央《告全国民众》书。

上海人民公园内的五卅运动纪念碑

证人眼中的抗议队伍

    五卅惨案激起了全上海民众的强烈反抗。1925年6月1日,全市工人、商人、学生等一起罢工、罢市、罢课。“三罢”一直持续到6月中旬,约有25万工人、20万商人、5万大中学生参与,总人数超过了50万。教育、文化、宗教界人士以及地方士绅、社会名流等,也纷纷走出书斋、讲台、佛堂,加入到抗议人群中。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美、英、日三国各自派出一名法官,组成国际司法调查委员会,对五卅事件进行调查取证,并于1925年10月7日至27日在上海正式开庭。

    1925年10月12日星期一,侨居上海的传教士哈利·韦斯特里奇向法庭证实:“当我们经过时,浙江路(南京路口)上电车轨道畅通无阻。那里有一个印捕,似乎只用手指挥已足使电车畅通。”至于群众的暴力场面,哈利·韦斯特里奇明确回答:“没看见。”

    1925年10月15日星期四,前东吴大学校长、时任上海教会会督兼东吴第二中学校长的传教士J·W·葛赉恩博士被传唤到庭。他向法庭陈述,“当时我正好在捕房入口处对面”,看到的“只是一大群人罢了。他们没有表示要用暴力行为”。法庭追问:“开枪的时候,你看见群众在干什么?”葛赉恩博士回答:“只是在四处走动。我不记得还在做什么。只是朝那个方向走去。”

    在经过反复调查后,抗议日本工头枪杀顾正红的人群除了“喧闹、呼喊、走动、散发传单、挥动三角小旗”外,国际司法调查委员会实在找不出任何必须开枪的理由。就连法官们自己也感到奇怪:捕房为什么悍然开枪?

荒唐的开枪理由

    1925年10月14日星期三,首先下令向抗议人群开枪的老闸捕房捕头爱德华·威廉·爱活生到庭证实,“人群走近离捕房大门二三十码(英制,一码等于0.91米)之内时,我才下令举枪”,开枪时,“最近的离捕房大门六呎(英制,一呎等于0.3米)在人行道上”。第一阵排枪射击过后,“我看见有七个人躺在地上”。然后,“我(爱活生)又下令装弹,举枪射击”。显然,爱活生下令举枪时,抗议的人群距离捕房大门尚在20米以外,直至被枪弹击倒,最近的“暴民”也还在人行道上,并未进入捕房大门。所谓的直接威胁,并没有发生,他却毫不迟疑地反复下令开枪。

    1925年10月12日,工部局麦克尼尔律师这样向法庭辩解:“有人说,为了制止小小的骚乱所采取的办法太严厉了,其实不然。只有立即制止他们,当时负起责任,才能办好事情,因为你不知道小事会不会酿成大事……”

    1925年10月23日,工部局总裁艾伦·希尔顿·约翰逊少校,紧扣与麦克尼尔相同的主题,在法庭上,向国际司法调查委员会进行了阐述,“我曾注意到两点:首先,中国人的性格极易激动,群众能从宁静状态急遽地变为狂暴状态,要不了多久连他们自己也无法控制。第二,在暴徒们处于盛怒之下,他们将走向极端。除非其暴乱气焰消退或者立予镇压,否则他们必将长久持续下去,干出无法无天的事情来”。

    看来,麦克尼尔和约翰逊的话,是国际司法调查委员会非常愿意听到的,也是非常乐于采纳的。按照这样的逻辑推理,爱活生如果不对手无寸铁的正处于激动中的和平示威的群众开枪,中国人必将走向极端,酿出大事。多么无耻的逻辑!一向标榜博爱的洋人毫不避嫌,自己给自己下达了“公正”的判决。

    1925年12月15日星期二,工部局警务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一致认为,五月三十日下午情况极为危急,维持治安严重受到威胁,爱活生巡官或其他警官下令开枪,无可责备。因此认为,当时捕房并未越权,也未失职……他们当时的行为无可非议。”这真的无可非议吗?!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5年5月29日 总第2766期 第二版

 
 
责任编辑: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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