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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盛世中的《四库全书》

作者:伍媛媛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5-05-04 星期一

贮藏于楠木匣中的《四库全书》

 
紫禁城文渊阁

    《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卷帙最多的一部综合性丛书。它沿用唐代四库的名称,以经、史、子、集为四大部,共收录图书3461种。《四库全书》囊括了清代乾隆朝以前的很多重要典籍,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精美的《四库全书》写本及其装帧,以及“武英殿聚珍版书”印本,都显示了18世纪我国古代图书印制出版事业的生产水平和高超技艺。

“文字狱”的意外衍生品

    《四库全书》在清乾隆年间编纂问世,不是偶然的。清军入关之后,经过100余年的恢复和发展,迨乾隆中期,社会经济呈现繁荣的景象,国家政权比较巩固,因此促进了清代学术文化事业的兴盛与繁荣,为《四库全书》的纂修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充裕的物质条件。

    同时,清初的几代君主,为了维持和巩固对全国的统治,都十分重视学习汉族的传统文化。顺治、康熙年间,朝廷就曾多次颁诏,广求天下遗书,以笼络汉族学者和地方绅衿,加强对全国人民的思想控制。清廷一方面鼓吹“稽古右文”政策,提倡历史考据,尊崇儒家经典,对儒家经典的注解、校勘日益兴盛;另一方面,又强力推行文化专制政策,大兴“文字狱”。史学家们为了避祸,不敢问今,纷纷钻进故纸堆,把精力都放在辑佚、考证、校勘之中。官、私、坊、书院各个系统的出版事业得到空前的发展,图书大量的刊刻,印刷业的发达,使藏书事业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兴旺局面。

    乾隆帝继承祖父与父亲的文化政策,深刻认识到经籍之功用,他在“御极之初,即诏中外搜访遗书”,希望“汇为《四库全书》,用昭石渠美备,并以嘉惠艺林”。乾隆帝对《四库全书》的修纂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从采访遗籍、开馆修书,到编纂体例、收书标准的确定,乃至《四库全书》缮竣后的审阅定稿,无不亲于筹划。诚如《钦定四库全书·凡例》所言:“是书卷帙浩繁,为亘古所无。然每进一编,宏纲巨目,悉秉天裁。”

大兴文治 广征遗书

    《四库全书》的纂修,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乾隆帝谕令各地征集遗书,但由于清初文化政策的严酷,各地负责征书的督抚学政及藏书家尚心有余悸,唯恐陷入“文字狱”之中,故而多藏匿不献。因此,征书工作并未取得预期效果。这时,安徽学政朱筠上奏“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折”,提出搜、访、辑、校书籍的四条建议,并指出可以从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中辑佚古书。“请皇上诏下儒臣,分任校书之选。或依《七略》,或准四部,每一书上,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首卷,并以进呈,恭候乙夜之披览。”对校书的人选,朱筠“伏查武英殿原设总裁、纂修、校对诸员,即择其尤专长者,伸充斯选。则日有课,月有程,而著录集事矣”。这道奏折给陷入困境的大规模征书活动提供了线索,也正符合乾隆帝“稽古右文”的主张。朱筠的这一想法受到了乾隆帝的高度重视,为《四库全书》的纂修揭开了序幕。

    随后,乾隆帝立即派军机大臣议奏,并让军机大臣去翰林院查看《永乐大典》。大臣们在商议辑佚《永乐大典》和征书的过程中,有了编辑《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的初步想法。他们认为,各省遗书征集上来后,先经校定,然后分别按经、史、子、集来排列,“另编目录一书,具载部分卷数、撰人姓名,垂示永久,用昭策府大成,自轶唐宋而更上矣”。乾隆帝对大臣们的上述建议予以了肯定。

乾隆帝御批书名

    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二十一日,大学士刘统勋上奏校核《永乐大典》条例,提出辑校《永乐大典》的地点、人员,并拟定了十三条章程。乾隆帝为辑佚工作作了定性,并为新书御批了书名,即待“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这样,辑校《永乐大典》的工作便进而转成编纂汇集一部历代典籍的大型丛书。随着搜书力度的加大,各省献书的增多,乾隆帝将所办书籍范围扩展至各省送呈遗书、内府所藏书籍,办事人员也随之增多,《四库全书》的编纂逐渐展开。

    至于四库全书馆是何时正式开馆的,目前有一些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辑佚《永乐大典》,乾隆帝御批要编《四库全书》,即为开馆;也有的认为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闰三月十一日,正式任命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正副总裁官,并开始由办理四库全书处名义向上奏事,标志着编纂《四库全书》机构的正式诞生。

    四库全书馆臣根据所办理书籍的来源,在翰林院内分三处编纂,辑校《永乐大典》处在原心亭,办理内务府书籍处在西斋房,校阅各省送到遗书处在宝善亭,大规模的编纂工作就这样展开了。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份《四库全书》缮竣,贮于紫禁城内的文渊阁。其后,第二、三、四份《四库全书》相继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编缮完成,分贮于盛京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称为北四阁《四库全书》。

招贤纳士造就经典

    乾隆五十年(1785年)正月二十三日,因北四阁《四库全书》抄成,皇六子永瑢等提请对分校、供事、誊录等人员进行嘉奖。随着北四阁《四库全书》的修成,四库全书馆也即行撤馆。但由于自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八月开始续缮南三阁《四库全书》以及补缮的工作,《四库全书》总裁、总纂这些馆职并未撤销,他们还一直保留到7部全部抄成。至于四库全书馆未完之事,因已撤馆,则交武英殿办理。随着修书规模的扩大,其后朝廷又在紫禁城东华门外云神庙、风神庙和地安门内帘子库、官房分设经、史、子、集四局,分头抄写。南三阁《四库全书》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四月同时完成,分贮于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圣因寺文澜阁。

    四库全书馆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初步建馆,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十一月前四部《四库全书》修成,随后约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正月四库全书馆正式闭馆,共存在了10余年。在纂修《四库全书》期间,乾隆帝先后任命过总裁以下的编校人员约400名,集中了当时大批名流学者,如纪昀(纪晓岚)、陆锡熊、戴震、邵晋涵、程晋芳、朱筠、翁方纲、姚鼐、王念孙等。他们为《四库全书》的问世作出了极大贡献。

    编成后的《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每一部《四库全书》就有3.6万余册,需要抄成7部(不包括翰林院所存底本),仅前后参与抄缮的人员就近4000人。四库全书馆作为一部丛书的编纂机构,其规模之大,历时之长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而清政府集中大量人力物力搜集全国图书,辑录已佚典籍,纂成《四库全书》,也确是我国古代图书编纂史、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5年5月1日 总第2754期 第四版

 
 
责任编辑: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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